1662年一个风雨之夜，迪耶普的死刑执行人皮埃尔•朱恩在路口救下一个不幸坠马的法军上尉夏尔•桑松。与他同行的情人科隆却没能活下来。养伤期间，桑松和朱恩的女儿马格丽特产生了感情。因为父亲是刽子手，马格丽特宁愿作他的情妇，也不肯拖累他沾上血污。桑松还是辞了职。1663年的一天，他作为岳父的助手，第一次走上行刑台。17、18世纪，处刑是个残酷的职业。他的任务只是在车裂刑之前执行笞刑。他握着粗重的棍棒，两腿踉跄，出了一身汗，终于是昏了过去，棍棒脱手滚落在地。

　　1685年，失去妻子的桑松带着儿子小夏尔来到巴黎，先是充当行刑人的助手，两年后，他买下了巴黎处刑人的位置。委任状里写道：他有权“从肩背手提贩运鸡蛋的小贩那里征收一个鸡蛋，牲口驮的收两个……”这就是抽头税，他有助手15～20人，所用的工具绳子、鞭子、刀等都由各个行会提供，他还有权拿走死囚的穿戴和用品，不用上税。他的制服胸前用黑线绣有绞架，红坎肩背后绣有梯子，裤子是品蓝色的。他从研究死尸开始，还学到一身医术，不时行悬壶济世之事。这就是第一代的“巴黎先生”。

　　64岁那年，他宣布退休，18岁的小夏尔接班。最后一位走上桑松的行刑台的，是企图毒杀亲夫的蒂克夫人。那天热得透不过气来，神父在作忏悔，忽然天色阴沉，雷声大作，他想起第一次行刑的那个夜晚，蒂克夫人跟那名死囚惊人地相像：肤色、头发颜色、面容……他老泪纵横，终于没能举起沉重的双刃剑。还是一旁的小夏尔连砍三次，囚犯的头终是脱离了身体，飞溅的血糊迷了桑松的双眼。

　　小夏尔是个对死囚亲切、慈善的人，他继承了父亲的医术，他也是200年间唯一的不以处刑人为耻的姓桑松的人。1721年，抽头税被废除，改为年俸，每次行刑还有5个苏的手续费所得。同年在沙滩广场，处死了一名身高仅4英尺半的大盗卡图什。行刑前整整一宿，马车都在把观众往广场送，那晚寒气逼人，广场所有窗户灯火通明，人们点起了火堆，欢笑、饮酒、唱歌，不少人在一个月前就预定了席位。

　　小夏尔只活了45岁。他的妻子木匠的女儿马尔特带着7岁的让—巴蒂斯特求见巴黎高等法院的检察官，为儿子争取到处刑人的称号：在他18岁前，死刑由代理人执行但让—巴蒂斯特须到场，以取得法律上的承认。从小目睹鞭打、火烙、车裂……，让—巴蒂斯特异常敏感，行刑后常得骑上几个小时的马以平复心情。1738年一个大雨之夜，是他的大喜的日子。年轻的贵族特兰达尔避雨无意撞进门来。得知新郎的身份，伯爵提出见识一下用于贵族斩首的重剑。那时候火刑用于犹太人和其他异教徒，贵族用剑斩首，犯上的杀人犯四马分尸，扒手强盗则上绞刑架。伯爵问：“你肯定能一剑把头砍落吗?”让—巴蒂斯特点点头。伯爵笑容可掬：“万一要用在我身上，你可要按你说的办喽。”让一巴蒂斯特于1754年退休。1766年，时任远征印度司令官的特兰达尔被控谋反，死刑由让—巴蒂斯特的儿子夏尔•亨利执行。为了履行诺言，让—巴蒂斯特不顾年老体衰，也站到行刑台上。从未用过重剑的亨利一刀下去，只砍到下腭，伯爵疼得满地打滚，助手们死命按住他。让—巴蒂斯特不知从哪来的气力，一把夺过剑来，一剑要了伯爵的性命。

　　让—巴蒂斯特两次婚姻育有七男三女，通过联姻，桑松家族跟全国的处刑人都有了亲戚关系。夏尔•亨利11岁起开始充当父亲的助手，他就是法国大革命时期有名的“革命的拱顶石”、“巴黎名人”。1787年，他向国王会议请求将“处刑人”、 “刽子手”改称“有罪判决的执行人”，获得批准。1792年，他又与医学博士吉约坦等人研制出迅速无痛将头与身体切开的机械——断头台，据说后来死于断头台的路易十六也曾发表意见：“刀刃……应是三角形，像打草镰刀那样斜着。”行刑时死囚犯趴在木头跳板上，两块半圆首枷固定住脖子，刀片落下，身首分家。断头台先是放置在沙滩广场，后来移至路易十五广场改称的革命广场(即现协和广场)。1793年，路易十六成为革命广场处死的第一人。因为他脖子太肥胖，不能很合适地嵌入到首穴，助手们只有在上面压上体重。1793年3月11日至1794年7月27日的502天，夏尔•亨利执行了2632次死刑，其中有玛丽王后，暗杀丹东的夏洛特•科黛，以及丹东本人和罗伯斯庇尔。那是一个血腥屠杀的年代，夏尔•亨利极为痛恨这种“平等、博爱”旗帜下的谋杀，他虽忙得不可开交，生活却并不宽裕，祖传的医术也帮不上他什么忙。1795年，他正式递上辞呈，由长子亨利接替(次子于一次行刑中自断头台跌下致死)。据说1806年，他曾偶然遇上拿破仑，当听说他就是要了路易十六的命的桑松，拿破仑挥挥手：“从我眼前滚开!”

　　亨利在大革命中曾参加国民自卫军，试图改变似乎已经注定的命运，但正如让—巴蒂斯特所说：“处刑人和国王一样是不能退位的。”他的堂弟就曾隐姓埋名到乡下开锁店，结果身世泄露，生活艰难。 1815年，亨利在沙滩广场执行了路易十八的死刑，在场的儿子亨利—克雷芒哭着逃离了处刑台。亨利—克雷芒的一生都没能克服对断头台的厌恶，哪怕仅仅监督执行，他也会像患疟疾一样直打颤。为了逃避，他开始耽于酗酒和赌博，以至债台高筑。1846年，他甚至把断头台拿去抵押了3800法郎。最后一次行刑，他是从司法部长那哀求到3800法郎，才赎回了工具。当晚，他接到解职的通告。他是桑松家族的最后一位行刑人，一生在断头台上处决了111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