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反腐力度的加大，官邸制的相关规定正逐步完善。其实，早在中国古代，官邸制已初成体系。

　　中国的官邸制和吏舍制早在西汉初期就已形成，《汉书》记载“御史府吏舍百余区”，可见汉代各部门官邸吏舍之多。秦汉以后，地方官和京朝官入住官邸的实际情况因客观条件各有差异，呈现不同的走向。凡守、令、丞、尉或督、抚、司、道等各级地方政府的主要官佐，即现在的领导班子成员，一律携带随任家属免费入住建造在衙署围墙内的官邸，这既是政治待遇，也是纪律。其他功曹、主簿、参军等，就是办公室主任、处长、科长之类中层干部，只要当地政府拥有产权的空置房屋，通常也能享受廉价入住的待遇。比如欧阳修就是在他父亲任绵州司户参军时出生于“司户官舍”的，后人还把这个住宅改为“六一堂”(欧阳修号六一居士)以志纪念。这种地方官住官邸的制度，一直沿袭到清朝不变。

　　相反，京朝官住房的解决方式却经历了很大变化。由于京朝机构及供职人数的不断增加，政府财政无力再沿袭两汉时大包大揽，到隋唐时，绝大多数的中央部门都不再提供官邸，京朝官的居住形式开始多元化。有先人传下来的长安祖屋可居，当然再方便不过;若甘愿打光棍，有些官署里或仍有单身吏舍可住;倘是拖家带口来首都工作，那就必须另作选择了——或买地建房，或直接买房，经济困难的则只能陋室将就了。唐玄宗时任相的姚崇，因为中心地段房价太贵，所以只能在偏远的“郊区”买房;为上下班方便，又在办公地点附近的旅馆里包了一间房，终因起居失调而“病”。玄宗得知真相后，“诏徙寓四方馆”，就是在专门接待周边少数民族和外邦使节的涉外高级宾馆里，为他开一个套房，以方便家人同住照顾。但“(姚)崇以馆局华大，不敢居”。最终还是政府出钱，在位居中心地段的兴宁坊为他新盖了一所他认为合适的官邸，姚崇才免除了挤旅馆的苦恼。

　　在地方，凡州郡府县各级领导的官邸，按规定都是圈造在衙署即机关大院以内的，俗称“内衙”，并用屋宇式的宅门同以大堂为中心的办公区域划出界线，严禁另开后门或边门，以此对跟随入住官邸的亲属在起居活动上加以限制。此外各级衙署连同大墙内官邸吏舍的形制和基本结构，也有工部颁布的统一标准。

　　旧时官场上有“官不修衙” 的传统，尤其忌讳修建官邸，所以多数官邸的住房条件都很差劲。北宋苏轼曾写过一篇《滕县公堂记》，大意是：滕县的衙署是前朝留下的老建筑，仁宗天圣元年 (1023年)，即大宋建国六十余年后，才由知县张太素主持，搞了一次大修。其后历任长官都怕犯错误，“欹仄腐坏，转以相付，不敢擅易一椽”。又过了50 多年，赞善大夫范纯粹来滕县做县令，实在看不下去了，再次大修。从办公用房到佐吏宿舍，共116间房屋，全都装修一新，唯独自己和家属生活起居的知县官邸 “未治”，以洗脱修建官邸图个人享受的嫌疑。

　　官邸既然是国家为官员在任期内提供的住房，故官员一旦解任或离职，马上得迁出来让给继任者。唐玄宗登基后，前朝宰相李日知向朝廷提出致仕申请，待批准下来，回家后即命家人搬出官邸，移居乡村。夫人惊问何故，他说“我已经退休了”。通常搬出官邸后，卸任官员仓促间多以借住驿舍或庙宇为过渡。北宋仁宗时的宰相杜衍，因一生“不殖私产”，退休后只好长期借居南京(今河南商丘)车院，即近似现在的驾校。

　　官员搬出官邸时不得带走任何公家用品，也是历代的规矩，即使贵为宰相亦不得违犯。《萍洲可谈》记载，北宋王安石从出判江宁府任上自请退休，夫人吴氏把官邸里一张藤床带回了家。未几，江宁府署派人来讨回。王家仆人不敢对吴氏直言，只好悄悄地向老爷汇报。王安石知道太太“好洁成癖”而嫌自己邋遢，便故意赤脚躺到这张藤床上“偃卧良久”。果然，夫人一见，顿觉浑身不爽，立即下令把藤床还给公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