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驻京办”，是中央和地方关系的缩影。最晚汉朝已设立驻京办，唐朝则是“驻京办”的全盛时代，宋以后逐渐衰落。

　　当今物议沸腾的驻京办事处，此起彼伏，屡禁屡置，已经成了京城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其实，驻京办并不是现代社会的产物，两千年前的汉朝已经有，据史载，汉文帝刘恒就是在“驻京办”里即位的，此后开创了著名的“文景之治”。

　　自从秦始皇建立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后，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就随时处在需要调整又互相博弈的状态中。中央为了控制和掌握地方的情况，规定每年地方长官或其代表，必须进京“上计”，汇报一年的政绩、税收，并将推荐的人才贡举到中央。而地方为了伺知中央的动向、联络中央各部门，也为了本地区进京办事的方便，就在京城设立临时的办事处。秦朝享国短促，这方面的史料阙如，但汉朝开始设立驻京办，史料确凿。唐朝则是“驻京办”的全盛时代，宋以后逐渐走向衰落。

　　汉代有郡邸、国邸，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还比较简单

　　汉承秦制，地方行政实行郡县二级制，此外还有各诸侯的封国，因此，又为郡国并行制。最早的地方驻京办事机构，称 “邸”，根据不同的行政单位，有郡邸、国邸，县以下的单位大概还没有资格在京师设“邸”。

　　汉代这类机构有两点不同于唐代，一是各邸的主管长官是大鸿胪(汉代九卿之一，掌管礼仪、诸侯王国、少数民族和地方事务)，具体事务则由大鸿胪的属官“郡邸长丞”分管;二是各“邸” 的最高长官，郡邸为守丞，国邸为长史，并不常驻京师，而是由各邸的较低级别的留守官吏负责邸内事务。可以说，汉代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还比较简单，基本在中央的控制和管理下。据《汉书》记载，齐国设有“齐邸”，燕国设有“燕邸”，诸侯王进京后的一些活动就在所属的“邸”进行。

　　汉武帝时为了加强对地方的监察，设置了十三部州刺史，东汉时刺史已经成为地方上的一级长官了，也就有了进京奏事的“邸”。东汉灵帝时，皇权式微，群雄竞起，各地驻京办竟达“百邸”之多，当然，那时的大鸿胪已经控制不了这些军阀的驻京机构了。

　　安史之乱后，藩镇设立的进奏院在职能和规模上都不同以往

　　唐朝是驻京办最活跃的时期，最多时达到四五十个，而且占据了京城最繁华的几个坊，大批办事人员在京常住，置房产，包二奶，纳小妾，流连烟花柳巷，参与商业经营，乐不思蜀。不过唐朝初年，地方在京城的“邸”还是属于联络处的性质，主要是为进京汇报工作和述职的官员提供落脚之处，这些“邸”也大都是由中央建造的。然而安史之乱改变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此后的驻京办也出现了几个新特点：

　　一是设驻京办的主要是藩镇。级别高，有雄厚的军事实力做后盾。

　　二是名称和隶属的变动。唐代宗于大历十二年(777), 敕令各藩镇在京设置的“上都邸务”机构负责人“留后使”，一律改名为“上都进奏院官”，被认为是驻京办正式更名为“进奏院”之始。进奏官由藩镇委派，不再隶属中央任何一个部门，但御史台置台巡驱使官一员，凡公事，进奏官按规定应向之通报，并需每天在御史台“承应公事”。即，进奏官的对公机构是御史台，每天要在御史台“点卯”，听取来自中央的指示，接受御史台的监督。

　　三是单独置印。唐德宗时曾“收诸道进奏院官印三十纽碎之”，说明此前至少有三十枚进奏院官印在行用。既然设官印，就证明有相对独立的、从事行政和经济活动的权力，这是前朝所没有的。

　　四是人员增加。进奏院除了正式编制人员，还因各种需要而在京雇人，有的属于长雇性质，说明日常事务比较繁杂，有限的在编官吏已经应付不过来了。不过，进奏院的编制详情不明，只知道，进奏官主持日常事务，宪宗时曾有成德军进奏院中的恒州兵卒“行止无状”。这些士卒是以什么身份盘桓在进奏院，史焉不详。但显然进奏院有一定的规模，可以容纳藩镇来京人员，同时也需要一定数量的支应人手。唐朝人孙棨所著的《北里志》里提到了一个名叫庞佛奴的人，“佣书徐邸”，应该是受雇做文书工作，后被邸将正式招入为副将。唐武宗时征讨叛藩，负责讨伐的其他藩镇观望不前，于是派遣御史中丞(相当于监察部副部长)李回为崔军使，为壮声势，史载“有邸吏五十导从”。这五十邸吏是否五十个藩镇的代表，还是某些藩镇派出了不止一人，史焉不详，但至少说明进奏院不在少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