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卖官，是一种“制度性”的卖官，那时叫“捐纳”。有清一代，人人都想当官，流弊甚多。当时社会改革的失败，与之不无关系……

　　“秦得天下，始令民纳粟，赐以爵”，说的是秦朝将爵位卖给百姓。中国历史上的“卖官”，是从汉武帝开始的。其时，边关多事，为鼓励百姓捐纳，在出卖爵位的基础上，再出卖官职以支付庞大的军费开支。

　　此后，古代中国一直在“卖官鬻爵”，唐、宋、元、明都有捐纳，有清一代则更是登峰造极，并形成了一套极其复杂的体制。史料记载，最多的时候，清朝接近60%的官员都出自捐纳。

　　当时，一部分人通过科举考试做官，一部分人通过军功提拔。那些考科举不行，打仗不行，又极想当官的人怎么办?只要有钱有想法，他们可以通过捐纳制度做官。

　　譬如晚清在边疆学和外交学都有建树的姚文栋，15岁中秀才，应该说天资也不错吧，但应乡试考举人就是考不上，无奈之下，就纳资捐官。

　　通过这一途径，他迅速得到了官职，两次以外交官随员身份出使外国，官至二品衔直隶候补道，在晚清声名卓著，著有《东北边防论》、《东槎杂著》和《云南勘界筹边记》等书。

　　但绝大多数的捐纳官在历史上没有什么业绩声望，被“正途”出身的官员所看轻。如大太监李莲英的过继儿子李德福，就捐了个员外郎，在兵部当差。但什么活都不会干，只会喝酒听戏，花天酒地。

　　捐纳制度对买官者虽无明文限制，但是说清代什么人都可以买官做，也有些失之偏颇。《点石斋画报》曾报道：

　　“兹闻道士某乙已经还俗，并纳粟入官，终日晶顶袍褂酬应士大夫之间，而董子祠香火遂致缺如。事为地方绅士所闻，禀请运宪办理。兹闻江蓉舫都转已札，委毛盐尹传验该道是何装束，如果属实，即令逐出，另行招选。”

　　扬州城北柳巷董子祠原看守香火的道士，因为眼热官场，捐了个官大摇大摆地当了起来。群众的意见很大，媒体也炒得沸沸扬扬，这是官府也不允许的，所以派人查实处理。

　　捐纳制度之下，众相纷呈，不仅有道士买官，还有和尚买官的。《清史稿》载，嘉庆二十年(1815年)“五月丁亥，刑部疏，审明知府王树勋即僧明心，蒙混捐保职官。得旨：枷号两个月，遣戍黑龙江”。

　　这是正史记载朝廷制裁和尚买官案例。和尚花钱买官成了一个市长，这让嘉庆很恼火，遂将和尚发配到边疆。但这也滑稽啊，朝廷既然明码标价卖官，和尚道士的钱就不是真银子?

　　朝廷以卖官换取民间财富，当然也希望捐纳者能够胜任的。曾爆料清末朝廷诸多内幕的《崇陵传信录》载，北京城一个木材商人玉崑，“以入资助园工，得道员，忽授四川盐茶道”。

　　四川盐茶道可是个重要的位置，更是肥缺，上任前光绪皇帝例行要召见。玉崑的言行举止十分粗鄙，光绪问他读过什么书，他说读过《三字经》与《百家姓》，光绪看着起疑，叫他写几个字瞧瞧。

　　磨叽了好长时间，玉崑只写出了两个字“玉崑”，其它什么字都不会写了。光绪一气，“怒斥出，即日罢之”，把一个行将上任的副省长级别的文盲捐纳道员给撤了。

　　清代卖官的规模惊人心目，捐纳名目繁多：赈捐、军火捐、海防捐、工捐、米捐、茶捐等。康熙征讨准噶尔费用不足，下诏鼓励富户捐纳，仅山西一省，捐县丞的有1万2千人。乾隆时，还出现过白米20石可捐一个县丞的记载，可想而知，卖官达到了什么程度。

　　清早期，科举进士出身的“正途”官员，是不与纳捐的“异途”官员一起排班站立的。但到了后期，买官的人太多了，衙门充斥了捐纳官吏，倒是“客大欺主”，“正途”官员不与捐纳官员挤着站的话，就没地方站了。

　　有清一代，特别是晚清，人人都想当官，国家公开出价卖官，流弊甚多，积重难返。所以，即便清朝末年谋求强国之路，试图改革吏治，而最终却毫无进展，这与前期捐纳之风的猖獗也是不无关联的。

　　正如清末文廷式在《罗霄山人醉语》中所言：“若今之富人，入资得以临民莅政，是真以富制贫……于此而尚言澄清吏治，天下果可欺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