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日备战时期，爱国青年针对高层政要的暗杀行动，此起彼伏

　　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37年“卢沟桥事变”，史称“局部抗战期”。此一时期，当局对外不断调整外交策略;对内致力于军备、财政之整顿，其总体政略，可概括为“以对日有底线之妥协换取备战时间”。①

　　但此种政略，既不能对外公开宣传，更难为民意所理解。故此一时期，民间针对“亲日”高层政要的刺杀案，此起彼伏。自蒋介石而下，如宋子文、汪精卫、张群等辈，均曾遭受乃至多次遭受刺客暗杀。其中影响最大者，莫过于如下三者：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汪精卫遇刺(1935年11月)、外交部次长唐有壬被杀(1935年12月)、蒋介石智囊杨永泰被杀(1936年10月)。

　　毫无疑问，具体执行上述暗杀的刺客，均满怀爱国之心，不惜身死。如孙凤鸣向汪精卫开枪后(第一刺杀目标其实是蒋介石，但蒋未出现)，即“服下大量鸦片丸，已濒临死亡”，抢救回来后受审，被问及幕后主使，仍“不置一词，只说他不懂党派，作为一个中国人，杀卖国贼是良心主使。”②刺杀唐有壬的凶手刘镇南、裘积玉等人，也都是“报国有心，苦于无门的热血方刚的爱国者”。③刺杀杨永泰的凶手谭戎轩，则在被捕受审时“理直气壮地回答说：‘奉中央党部的命令杀汉奸’”，军统审讯的结果，判断“凶杀一定受人愚弄”，换言之，认可谭戎轩此举乃是源自爱国情切。④

　　显然，作为最基层的暗杀执行者，上述诸人，并不了解他们所刺杀的“卖国贼”，在“亲日”的表象之下，同时也是诸多积极对日备战政策的推动者与执行者。譬如，杨永泰虽然对中日交战前景心存悲观，但自蒋介石确定以四川为“复兴民族最好的根据地”之后——1935年10月，蒋在成都公开演讲：“现在要救亡复兴，当以稳定四川统一长江以巩固国本，为第一要着!大家要晓得：今后的外患，一定日益严重，在大战爆发以前，华北一定多事，甚至要树立伪政府都不一定。但是我们可以自信：只要四川能够安定，长江果能统一，腹地能够建设起来，国家一定不会灭亡，而且定可以复兴!日本人无论在东四省或者将来再在华北弄什么伪组织，都不相干，都不足以致我们的死命。”——这可以说是蒋以四川为抗日根据地，最明确的表态;而杨永泰，即被蒋委以统一川政之要务;而杨也不负厚望，自军阀口中将川省财政“和平”收归中央。⑤

　　至于汪(兼外交部长)、唐(外交部次长)二人，虽在1935年前后致力于推动“中日亲善”，但此种政策，乃是权宜之计，旨在缓和日军步步紧逼的“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对此，日军谍报人员洞若观火，如1935年5月4日，其驻华公使馆武官向参谋本部报告称：“南京政府最近的行动，仅仅是为了回避来自内外形势特别是日本的压迫，……近日，其一面禁止民众排日活动的表面化，一面还通过政府要人的亲日辞令以躲开日本的锋芒。但与这种日见增长中的倾向相反，在本质上，没有任何材料可证明其改变了政策。”——事实上，确如日方判断，汪此一时期的内部讲话，聚焦于“我们要趁此时机竭力准备，使我在国际上有狼的作用，则两虎(日俄)相争时，吾等之作用大矣”;蒋则在日记中判断：“倭寇方针决不能变更，吾人惟在争得时间，望其略为缓和可。”反对南京的西南军阀领袖胡汉民，更公开告诫日方：“南京对日仅是假意亲善”。⑥

　　这些暗杀背后所隐匿的军阀、政客私利，爱国青年们却并不了解

　　底层爱国青年，难以洞悉高层外交布局，自在情理之中。惟上述暗杀，尚有更深的政治背景。其一，所谓的“民国第一杀手”王亚樵，几乎介入了1930年代所有针对南京高层政要的暗杀行动——值得一提的是，1932年日军大将白川义则在上海被韩国义士尹奉吉炸死，坊间流传乃王亚樵奉陈铭枢之意，与韩国抗日领袖金九等人共同策划，实际上，此事与王并无关系(参见《陈铭枢回忆录》及金九回忆录《白凡逸志》)。其二，王亚樵背后，更有李济琛等失意旧军阀为政治背景。如孙凤鸣刺汪精卫，行动的具体组织者，乃华克之、陈惘子等人所创办之“晨光通讯社”。华克之、陈惘子等人，与王亚樵关系极深;王亚樵则与桂、粤两系军阀关系密切。据王亚樵暗杀集团骨干朱大刚回忆，刺杀蒋、汪之事，是王亚樵在香港召集“锄奸团骨干密议” 后决定的，由华克之等人执行;而据华克之披露，此次行动，曾通过王亚樵，得到蛰居香港的失意旧军阀李济琛的资助。⑦

　　按陈恭澍的说法，王亚樵是上海的“马路英雄”，“欲向中央出卖杀人，被戴笠牵了盘子，不得已，乃向西南兜揽些生意”。其实，王亚樵与西南军阀之间的关系，远非“兜揽些生意”如此简单。1933年末，李济琛、陈铭枢、蔡廷锴等发动“福建事变”另组政权时，王亚樵即参与其事，专门负责肃反工作。“福建事变”失败后，王又随李济琛等一同赴港。据其胞弟王述樵披露，在港期间，王的生活费用，“由西南政务会(笔者注：西南军阀奉胡汉民为首以对抗南京的政治组织)月支三千元。王初到香港时，胡汉民曾向英国驻港总督勃郎介绍他反蒋是中国政治上的斗争，并非刑事犯，请予照顾。是以他在港比较安全。”⑧

　　王亚樵的暗杀组织，据其骨干朱大刚披露，“上层人员有老同盟会会员柏烈武、王乐平、思克巴图、常藩侯，以及国民党中委刘芦隐(笔者注：胡汉民亲信，杨永泰遇刺，与其有密切关系)等。下层共有几百人。其组织最秘密的有三部，一是华克之部，二是龚春浦部，三是谢文达部。我当时分在谢部。三部互不联系，单线由王亚樵指挥。……外围组织叫‘铁血锄奸团’。”需要补充的是，据事后对孙凤鸣等基层暗杀人员的审讯显示，这些“铁血锄奸团”成员，实际上并不清楚组织的上层政治背景。⑨

　　其实，王亚樵暗杀集团刺杀的对象，并不止于国府政要。刺杀在华日本人，以制造中日冲突，进而颠覆南京政府，也是其主要“业务”。譬如，“福建事变”失败后，王亚樵曾“派王铁民、许志远、蔡克强和我(笔者注：朱大刚)一道回沪锄杀日军。到沪我同许志远、张××为一个小组，两次杀死三个日军。”此类事件中，造成影响最大者，当数1935年10月9日“日本水兵中山秀雄被刺案”。此案执行者叶海生，系十九路军留沪代表，福建事变时，“受命设置秘密机关，搅乱南京政府军的后方，暗杀政府要人。”事变失败后，赴港与王亚樵合流。中山秀雄被杀后，日本政府向南京强势施压，中日战争即将爆发之流言四起，上海陷入全面混乱。⑩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通过暗杀日本人，来将南京政权推向更加水深火热的外交困境的做法，在西南军阀内部，相当流行。据桂系骨干刘斐披露，1936年夏，“那时两广为了反蒋，确有一部分人主张利用日本浪人搞蒋，也在所不惜，……当时且有派翟歧卿到蒋统区去暗殺日本人，以增加蒋的麻烦的计划。”(11)

　　正因为王亚樵暗杀集团，有着如此深的政治背景，且如此活跃，南京政府不得不命军统局倾注全力以解决之。1936年，王亚樵及其暗杀集团骨干，应李济琛之邀，自香港转移至李的老家广西梧州隐匿，军统获悉后，派人秘密潜入梧州，将其击毙。惟王亚樵虽死，充当底层刺客之爱国青年，其拳拳之心，已付诸军阀私利，良可慨叹。(12)

　　注释：

　　① “局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应变策略及备战措施，可参阅刘维开(台)之《国难期间应变图存问题之研究——从九一八到七七》一书的研究成果。②郑蕴侠，《中统秘闻：一个健在的中统少将的回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P226。③陈有光，《唐有壬、杨永泰被刺之谜》。④(台)张霈芝，《戴笠与抗战》，P96-97。⑤蒋介石，《四川治乱为国家兴亡之关键》，1935年10月8日在成都行辕对四川各高级将领讲演。⑥鹿锡俊，《蒋介石与1935年中日苏关系的转折》，《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3期。⑦华克之：《南京晨光通讯社刺汪经过》;朱大刚：《我在王亚樵身边八年》。⑧可参见：陈恭澍，《蓝衣社内幕》，国民新闻图书印刷公司，1942，P53-54。王述樵，《王亚樵生平活动纪略》。强剑衷，《戴笠的劲敌——王亚樵》。⑨朱大刚：《我在王亚樵身边八年》。⑩参见：邵雍，《近代江南秘密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P181-182。(日)松本重治，《上海时代》，上海书店，2010，P255-256。(11)刘斐，《两广反蒋“六一事变”》。(12)(台)张霈芝，《戴笠与抗战》， P102-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