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发表文章《戴笠遗档中的“西安事变”前后》。戴笠(1897-1946)，浙江江山人。沈醉在《我所知道的戴笠》一书中称“军统特务首脑戴笠，是蒋介石佩在身边的一把犀利的匕首，也是最善于窥伺主子意图最博得蒋介石欢心的一条忠实凶狠的走狗”。2013年夏天，文章作者于台北的“国史馆”查阅了部分戴笠档案，发现其中确有大量从未披露过的史料。“戴公遗墨”将戴笠的亲笔文件集中解密，意义重大。比如在 “西安事变”专题中，就有一些新的发现。摘编如下：

　　目前所见对于“西安事变”后国共和谈的记载一般都称，中共中央于1937年2月10日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建议实现国共合作，一致抗日。两天后，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组成的中共代表团与顾祝同、贺衷寒、张冲等组成的国民党代表团在西安开始正式谈判。该谈判历时一月，双方的分歧无法弥合，谈判无所进展。3月12、13日，中共中央指示在西安的周恩来，“可声明在西安无可再谈，要求见蒋解决”。15日，中共中央提出十五项谈判条件，并要求速见蒋介石当面解决同顾、张不能解决的问题。

　　实际上，根据已经刊布的中共中央档案来看，在3月12日前，蒋介石已经提出与周恩来当面谈判的建议。1937年2月4日，潘汉年就致电周恩来转告了蒋介石的这一邀请，电文称蒋介石“请你于三全会前来杭面晤，并再派张冲与弟前来接你南下”。

　　1937年3月中旬，周恩来按照中共中央书记处来电要求，飞抵上海，谋求与蒋介石的当面谈判。《周恩来年谱》中仅记载：周抵沪后，先同宋美龄会晤，将根据中共中央十五项谈判条件拟成的书面意见交宋，请她转交在杭州养病的蒋介石。周在上海期间还同宋子文、蒋鼎文、东北抗日将领李杜等会晤。随后，周恩来在潘汉年的陪同下到杭州与蒋介石谈判。其他细节并无交待。在“戴公遗墨”中有一份戴笠发给蒋介石的电报，记载了周恩来在沪期间活动和国民党对周的监视情况：

　　对杨、周行动已严密布置监视矣。周寓北四川路新亚酒店，该店常有日人寄寓，殊觉不妥。闻张冲同志已赴牯晋谒钧座，请示见周地点与日期，周似在沪候命也。查周到沪后外出尚少，其在外活动者系潘汉年。

　　无论是《周恩来年谱》还是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对于周恩来到上海和杭州以后的活动，均无记载，“戴公遗墨”中保存的这份电报增加了我们对周恩来和潘汉年在上海期间的住宿地点、活动概况等的进一步了解。在《周恩来年谱》中还记载有，周恩来在沪期间“秘密会见中共上海地下党同志”，看来我党地下同志技高一筹，逃过了戴笠的严密监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