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纳”这个名字，知悉的人应该不少。随着“四人帮”的倒台，去国多年、近乎匿迹的唐纳，重新回到了国人的视野中，成了普通民众任意谈论和想象的人物。

　　【曾经“为情轻生”】

　 　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现在，报章上出现了不少介绍唐纳其人的文字，林林总总，不胜枚举。总括而言，这些文字中，除了曾与唐纳共事的几位老报人的回忆有些 真材实料外，其他的大都是捕风捉影，辗转抄袭，且有不少杜撰成分。更有甚者，坊间一本号称以“纪实手法”写成的《唐纳浮沉录》，将其主要的人生经历几乎描 绘成一部情海浮沉史，故事情节、人物关系大都出自虚构。

　 　以讹传讹、添油加醋，唐纳的形象被涂抹得面目全非，哪怕是离表面的真实也越来越远。唐纳生前对此习以为常，虽有怨愤也无可奈何。国内某家刊物曾发表一篇 涉及唐纳1930年代婚事的文字，他看到后在给友人的信中说：“不知是否我于二十余年来看过诸如此类的文章太多了，并没有引起很大的惊奇。所谓见怪不怪， 其怪自败。让他乱抄乱袭去吧，我是不屑一理……这种财迷心窍、唯利是图的‘作家’我也见得多了，没有对他们重视的必要。”

　 　那么，这位江青的“前夫”，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

　   唐纳夫人陈润琼编选的《马季良(唐纳)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有一段对著者的生平事略介绍：本名马继宗，1914年5月7日生于苏 州，父亲马培甫时任津浦铁路局洋务译员，母亲费文英。两岁时过继给大伯马含荪为嗣，从小喜爱诗文。少时就读于苏州私立树德初级中学，毕业后考入省立苏州中 学。从1930年开始，他以巨钰、瞿觉等笔名在《吴县日报》发表一些散文、短诗。“九一八”事变后的1931年11月，他加入由吴县共青团委和苏州进步青 年发起成立的“社会科学者联盟”，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还与进步青年佘增涛(史枚)、项志逖 (胡绳)、吴大琨、袁水拍等交往，经常议论国事，探讨救亡之道。1932年3月，因中共吴县县委和共青团组织遭破坏，马继宗亦遭当局追查而避逃上海，改名 马继良，后又用季良、骥良等名。同年夏考入圣约翰大学。1933年，以唐纳、罗平、陈陀等笔名在《晨报》“每日电影”、《申报》“电影专刊”、《新闻报》 “艺海”等副刊发表电影评论，常有独到见解，深受读者喜爱。翌年秋，进华艺电影公司任编剧，为抗日影片《逃亡》主题歌《自卫歌》和插曲《塞外村女》填词， 由聂耳作曲而广为流传。后又进电通影业公司任编剧、宣传主任，明星影片公司任编导委员会副主任……

　 　因唐纳外貌俊朗，一表人才，被电通的导演看中，获邀在喜剧片《都市风光》中出演男主角李梦华。他虽是初登银幕，却演得相当出色。正是在电通拍摄《都市风 光》时，唐纳与来自山东青岛、本名李云鹤的蓝苹结识并相恋，在不久后发生了耸动视听的婚恋风波，成为报刊花边新闻中的男、女主角。

　 　传记作家叶永烈撰写的《江青传》(作家出版社1993年版)，对风波的前因后果记述甚详：1936年4月26日上午，唐纳和蓝苹，与同为演员的赵丹和叶 露茜、顾而已和杜小鹃一起，在杭州六和塔下举行集体婚礼，由导演郑君里主持，上海法学院院长沈钧儒证婚，一时传为佳话。5月底，蓝苹称到济南探视生病的母 亲，竟一去不返，并来信表示断绝关系，如雷轰顶的唐纳6月下旬赶去济南，遍寻无着，绝望中在旅店吞火柴头自尽，幸被茶房发现送医及时抢救过来。其实是到天 津找前男友俞启威的蓝苹闻讯来到济南，在郑君里劝说下和唐纳回到上海。但两人共同生活不久，又多次争吵而分居。1937年5月22日，唐纳获知蓝苹竟插足 导演章泯的家庭后悲愤欲绝，一气之下跑到吴淞口跳入长江，幸被路人救了上来……

　 　但是，婚恋只是整个人生的一部分，单从这个视角认识和评判一个人是远远不够的，而且还容易流于片面。需要留意的是，蓝苹在到上海认识唐纳之前，经前男友 俞启威引导和帮助，已于1933年2月在青岛加入了中共;因为一度失去组织关系，又在上海加入青年团。踏入影剧界时，她绝对是一个左翼文艺女青年。 1937 年，她为了高远的政治理想，放弃上海相对安逸的生活，奔赴条件极为艰苦的延安。在上海为蓝苹舍妻弃子的导演章泯，更是早在1926年就加入了中共，此后一 直从事左翼戏剧工作。蓝苹也好，章泯也好，尽管私人生活都有喜新厌旧的记录，政治上却非碌碌之辈。与蓝苹一度同居成婚的唐纳，其时是什么政治面目呢?他与 后来改名“江青”的蓝苹，有没有共同的志向呢?

　　【被忽视的政治身份：中共党员】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从上海、武汉、重庆再到上海，唐纳称得上是横跨影剧界、新闻界的活跃人士。在上海，他编辑《大公报》“戏剧与电影”专刊，出演喜剧片 的主角，还当过战地记者;去武汉，他创作并策划演出抗日话剧《中国万岁》，轰动三镇;到重庆，他进入英国新闻处当译员，组织进步戏剧活动;回上海，他先任 《时事新报》主笔，再任《文汇报》总编辑……唐纳中、英文俱佳，是公认的多面手。撇开给他带来另类名声的那段短暂婚史不谈，以他在影剧和新闻方面的业绩， 也堪称出类拔萃的文化人。然而，唐纳除了演员、报人的职业身份之外，还有一个当年罕为人知且以后也被忽略的政治身份：中共党员。

　 　《江青传》在“沸沸扬扬的六和塔婚礼”一节中有个脚注，称唐纳认识蓝苹时，“其实已加入共青团。后来，他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另一处又转述夏其言接受 访问时的回忆，他早年考上一家银行当练习生，与同事马骥善为好友，进而认识了其兄马骥良亦即唐纳，“那时候，马骥良参加了‘C.Y.’，亦即共青团”。但 对于唐纳究竟何时加入中共，该书语焉不详。

　 　夏其言作为唐纳青年时代的挚友，曾应新加坡《联合早报》邀约撰写《唐纳与我》一文，回忆他与唐纳相识于1936年，共同的忧国之心和救亡之忱，使他们引 为知交。一天，唐纳说有个朋友是职业革命家，刚从国民党反省院中逃出来，当局正在追捕，想找个可靠的藏身之所，问夏敢不敢接受。夏一听是个进步人士，还是 个传奇人物，便欣然答允。

　   唐纳的这个朋友名叫史枚(本名佘增涛)，后来与夏其言一起住在亭子间。史枚很有学问，文史哲经，古今中外，无不通晓，夏尊他为师长。唐纳三天两头来夏 家，给史枚带来许多外面的消息。两人一起谈形势，谈救亡，谈文艺，谈着谈着，一篇评论就出来了。唐纳那时主编《大公报》的“戏剧与电影”专刊，上面许多鼓 吹国防电影、宣扬救亡图存的文字就是夏家亭子间的产品。夏那时还只有旁听的资格。听着听着，再加上读了史枚推荐的不少进步书籍，也就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

　　 夏其言在文中说：“我之能够走上革命道路，如果说史枚是最早的启蒙人的话，那么唐纳应该是最早的引路人。”夏本人于1937年加入中共。依照常理，唐纳作为他“最早的引路人”，应该在他之前加入中共。

　　 在这一点上，还有一个文字记载可作为证据。2005年10月号《上海滩》月刊一篇题为《新闻界老战士夏其言》的文章，在小标题“唐纳引他走上革命道路” 下，写道：“1936年，他(夏其言)结识了共产党员唐纳……”该文作者居欣如曾先后供职中共华东局宣传部、上海市委宣传部，而夏其言在所属机关报《解放日报》先后任经理、政文部主任、副总编辑直至离休。他们相互熟识，在文章中这样表达不会没有根据。

　 　对这个问题尚不确定的是：唐纳究竟是哪年正式成为中共党员的?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由团转党是比较普遍的做法，即入团后经过一段时间考验，直接转为共产 党员。有可能当夏其言知道唐纳是“C.Y。”时，实际上他很快就成了“C.P。”(“共产党”的英文缩写)。这个推断如能成立，唐纳的党龄应始于1936 年或更早一些。可见，尽管唐纳与蓝苹很快就分道扬镳，但最初能走到一起并不是偶然的，他们在政治思想上毕竟属于同一阵营。

　 　依照中共组织部门以1937年七七事变引发抗战全面爆发的划线原则，唐纳在那之前投身革命并入党，属于“红军时期”的干部，是名副其实的老革命。如果说 演员、报人均为唐纳的职业身份，那么中共党员就是这位文化人的政治身份。因而，他的思想底色就像他当年向夏其言传输的革命理想那样，是救亡图存，解放劳苦 大众，建立一个人人平等、自由的新中国。

　　 可以说，中共党员这一政治身份，是解开唐纳“人生秘密”的一把关键钥匙。

　 　在1949年10月1日中共正式成为执政党之前(甚至之后一个短时期)，大多数中共党员都处于秘密状态，甚至在红色根据地或革命队伍里也是如此。所 以，1948年赴港工作不久就远赴海外的唐纳，从未有过公开党员身份的机会。从一些涉及唐纳的回忆文字可以看到，他的政治面目并不清晰，但做着共产党人才 会做的事情，而且扮演了非常独特的角色。

　 　解放前曾参与妇女运动的童礼娟写有《和许广平相处的日子》一文，说1946年春节过后不久，在中共地下党学委领导下，她和几位同志一起参与筹建上海妇女 联谊会。许广平、胡子婴等被选为常务理事。为了扩大影响，妇联会要办会刊，因没有经费，开头用油印机印了两期，不够理想。许广平出面联系到《时事新报》的 半个版面，党组织安排她去协助许广平做些具体工作。有一次，她应许广平安排到许家与马季良(唐纳)见面。“那天我比约定的时间稍早些先到，稍后，马季良来 了，他中等个头，穿一身灰色西装，学者风度。我们就在前半间靠窗口围桌而坐，主要是许先生和马季良交谈，我只在一旁听着。许先生很谦虚，不时征求我的意 见，我总是点点头。最后大家商定，副刊半个版面，一星期出一期，刊名为《妇女生活》，因已有《学生生活》、《工人生活》副刊，这样，可以保持名称一致。” 文中提到，《时事新报》是国民党四大家族之一孔祥熙所办，这个副刊的稿件刊出后没有稿酬，排版看清样等工作由她去报社处理。她又说：“《妇女生活》出了几 期，许先生又联系到《联合晚报》，这次是许先生写了张字条让我直接去联合晚报社找主编冯宾符，冯和我谈了些具体事情，刊名为《妇讯》……”还说：“《联合 晚报》是上海地下党领导的以民营面目出现的一张报纸，因是晚报，都是上午去报社工作。由于许先生坚持争取和平、民主，反对独裁、内战的编辑方针，因而这两 个副刊团结教育了广大妇女读者。”

　 　《联合晚报》本是中共地下党领导的报纸，而《时事新报》是国民党财阀孔祥熙掌控的报纸。但由于唐纳任《时事新报》主笔，某些版面起到了与中共的报纸近乎 相同的宣传作用。鲁迅夫人许广平是妇女界左翼领袖人物，其背后是中共地下党，唐纳与她的合作当然不是个人行为。前述居欣如的文章也提到唐纳进入《时事新 报》之事：“唐纳当主笔，完全是受党的委派，他的直接领导人是文委负责人夏衍。夏衍要唐纳利用国民党内部派系矛盾，把这张报纸作为一个很好的阵地，用来宣 传进步主张。”唐纳能进该报主持笔政，凭借的是与孔祥熙之子孔令侃在圣约翰大学先后同学的关系。该报有一次报道军人和警员在戏院互殴的丑闻，军警双方扬言 要来砸报社，唐纳马上请出孔令侃出面周旋，始告平息。这是共产党人在国民党文宣机构的“潜伏”，类似事例不少。

　 　唐纳在《时事新报》为时不长，因有些文章、版面的色彩偏红，引起后台老板的注意而被迫退出。他应邀担任《文汇报》总编辑，与总主笔徐铸成，副总主笔陈虞 孙、宦乡及采访主任孟秋江等主持这份立场偏左的报纸，也有不少出色表现。最耐人寻味的一次，是在国共和谈彻底破裂，中共代表团撤离南京返回延安前 夕，1946年11月19日，唐纳突然乘火车由沪至宁，偕该报驻宁记者郑永欣去梅园新村访晤中共代表周恩来。据郑永欣的回忆文章《石头古城“逐鹿”记》所 述，整个过程不到半小时，唐纳只问了一个问题：周先生，您返延安，国共破裂势不可免，《文汇报》将何以自处?周恩来答道：“你们照常工作嘛，这要临机应 变，倒是一个复杂问题哩。”郑永欣接着问：周先生此去何时回来，和谈之门有重开希望吗?周的回答是：我们希望越快回来越好，取决于国民党实现政协决议的诚 意。从战场形势发展来看，大概明春，半年多以后也许可以与你们在南京再见。唐纳是专程而来，当晚即乘夜车返沪，并关照不发消息，要对外保密。这显然不是一 次寻常的访问，从唐纳来去匆匆的经过看，更像是向周恩来作当面请示，讨教在环境恶化时同国民党当局进行斗争的策略，彼此心照，互动默契。

　 　据后来统计，当时《文汇报》编辑部内，有十六七名地下党员，来自三四个不同的系统，有的在组织内是上下级关系，但在报馆上班时却装作互不熟识，如陈虞孙 与夏其言;也有的相互很熟，却又不是同一系统而无组织关系，如夏其言与唐纳。不用说，《文汇报》是一份特殊的报纸，唐纳则是具有特殊身份的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