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初，中共文献研究会刘少奇分会副会长、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二部原副主任黄峥的两本著作《刘少奇冤案始末》、《刘少奇的最后岁月》再版，引起广泛关注。

　　为什么时至今日，刘少奇冤案还会引起人们的兴趣?

　　在黄峥看来，“文化大革命”中的刘少奇一案是这场动乱中牵涉面最广、受害人职务最高、后果最为严重的案件，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大的冤案。它不仅当时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一直到40多年后的今天，人们议论此案，仍觉难以置信。

　　对黄峥而言，从事刘少奇研究，纯属偶然。

　　1979年在安徽省委省政府工作的他，被派往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班学习。1980年中共中央为刘少奇平反，随即在中央文献研究室成立刘少奇研究组，黄峥被推荐给当时研究组负责人，也是刘少奇原来的秘书姚力文。此后，黄峥被调到北京，成了一名刘少奇研究组的研究人员。

　　在黄峥看来，为刘少奇平反已经三十年，但直到现在，对刘少奇一生的宣传和研究还很不够，有三个不相称：一是同他在革命、建设中做出的贡献不相称，二是同他在党和国家中所处的崇高地位不相称，三是同他在文革中受到的不公正对待不相称。

　　从申辩到沉默

　　“刘少奇冤案和‘文化大革命’是紧密相连的”，在黄峥看来，“没有‘文化大革命’，就不会有刘少奇冤案，而没有刘少奇冤案，也不成其‘文化大革命’。”

　　让我们将历史翻回到四十多年前。

　　1968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上，刘少奇被打成“叛徒、内奸、工贼”，“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而那时的刘少奇，却对这次会议的情况一无所知。

　　在对刘少奇立案、审查、定案的整个过程中，没有人向他透露过有关专案的消息，更没有人听取过他的任何申诉。

　　在经历反复的侮辱、批斗及抄家后，刘少奇妻子王光美在1967年9月13日被正式逮捕，儿女们也被赶出家门。此后，中南海福禄居中的刘少奇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只有严密的监控如影随形。

　　刘少奇意识到，他一切争辩都将无济于事。从此，他一句话也不说了，用沉默表示无声的抗议。而在此之前，为捍卫自己的政治生命，刘少奇曾几次三番口头争辩、书面申诉。但这一切均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

　  多年后，黄峥看到过两张拍摄于1968年10月的刘少奇照片。“他躺在病床上，手里紧紧攥着两个已经变形的塑料瓶。”按照刘少奇子女刘平平等人事后的讲 述，两个捏变形的瓶子，正是父亲处于重病中的表现。“由于病痛和窒息的痛苦，他常常紧攥着拳头，或者伸出十指乱抓、乱撕，一旦抓住东西，就死死不放。工作 人员和医护人员看着他难受的情景，实在不忍心，就把两个硬塑料瓶子让他捏在手里，到爸爸死的时候，两个塑料瓶已经完全变形，捏成了两个小葫芦。”

　　由于从事刘少奇研究，多年来，黄峥不仅要查阅研读各种史料，同时也要大量采访当年事件的亲历者。他也因此和王光美及刘少奇几个子女有了20余年的交往。同时，黄峥根据其他刘少奇身边人讲述的细枝末节，尽可能还原历史的原貌。

　　据当年刘少奇身边的卫士贾兰勋回忆，自1968年3月以后刘少奇吃饭、走路就已经很困难了。“他的一只腿走起路来只能拉拉着，勉强向前移动，手还得扶着墙壁，吃饭时手和嘴配合不到一起，有时嘴张开了饭菜到不了口，饭菜到了嘴边，嘴又闭上了。手拿起筷子来，颤抖得很。”

　　在一份写于1968年4月12日的《刘少奇情况反映》中，黄峥看到这样的文字： “据大夫检查：刘的神志不大清楚，表现定向，辨别不清，表情呆板，对问话没有反映，说不清一句完整的话。两脚移动吃力，走路迈不开步。在穿衣、安假牙时，几次发现上下倒装、倒安的情况，当别人告其错了时，还不知纠正。据大夫判断，刘不像是装的。”

　　但很显然，大夫的判断，在一些人眼里并不做准。5月19日的《情况反映》中便将刘少奇的言行归结为“装糊涂”。“用梳子、肥皂刷牙，袜子穿在鞋上，短裤穿在长裤外面，有时把两条腿穿在一个裤腿里，装疯卖傻，尽出丑态。为严防意外，监护工作相应采取一些措施。”

　　然而，所谓“加强监护”，更多是为防止刘少奇“行凶或自杀”。但按日后的记载看，无论前者还是后者，似乎都已超出当时刘少奇的能力。

　　由于仅仅是被监护而非医治，1968年7月9日刘少奇病情恶化，支气管炎急性发作，转为支气管肺炎，生命垂危，随时可能发生意外。这时，才有从医院调来的专家对其进行会诊抢救。而抢救的目的，则是“保存活证据”。据事后资料披露，7 月9日和8月6日，有关负责人两次对医护人员说：“要尽力治好，护理好，要把他拖到九大，留个活靶子供批判。”

　　正是把握着“拖到九大留个活靶子”的原则，当年对刘少奇的治疗，只针对肺炎，而对神经病变引起的神志不清、大小便失禁等未采取有效措施。根据之后的《病情报告》记载，10月5日，刘少奇哭过两次，10月9日以后则完全不能进食。而从 10月11日起，对刘少奇实行从鼻孔插管灌食。

　　这种维持生命的方式，一直持续到他去世。

　　伪证是如何制造的

　　囚禁、病危、反复抢救中的刘少奇，自然很难知道1968年10月后他头上已被安了三顶帽子——“叛徒、内奸、工贼”，更无法知晓，这三顶帽子是如何炮制的。

　  或许我们可以根据多年后这三顶帽子被推翻的过程，而去反推一下它的制造始末。按照黄峥讲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由于陆续有群众反映，党内 也有很多人提出为刘少奇平反，最终由中纪委和中组部联合组成一个调查组，对刘少奇案进行复查。刘少奇420多卷档案，再加上王光美等人的案卷，共570卷 档案。调查组看卷后根据提供的‘证据’再去调查。”黄峥记得，自己曾问当时参与复查的人，那么大的帽子，推翻有没有阻力?对方则说，没有。复查只用了半年 时间。一箱箱材料很快都被否定。因为基本都是假的，是逼供的产物。

　　而这些伪证的出炉，都源自对刘少奇的一系列“专案调查”。

　  在对刘少奇进行专案审查前，1966年冬天，一个名为“王光美专案组”的机构成立。事后看，成立的依据，只是一张手写的、字迹潦草的“名单”。“它既没 有标题，也没有日期，更没有注明是在什么会议上、由哪些人研究决定的。”黄峥说，这张手写“名单”中，江青的名字被圈掉，换成汪东兴，据当事人回忆，是江 青自己提出的，但其实整个专案组一直处在江青、康生的操纵之下。前台的直接负责人则主要是谢富治。

　  1967年3月，随着“文革”的恶性发展，刘少奇问题升级，对他的审查随之开始。 “最初，只是有人认为刘少奇在1927年有叛党嫌疑，于是在一次毛泽东、林彪及部分中央政治局常委等人参与的讨论会上提出由‘王光美专案小组’的办事机构 ‘调查研究’此事，并没有说要成立刘少奇专案组。但康生、江青等人在后来的实际操作中却设立了一个相当庞大的‘刘少奇专案组’。”黄峥说，或可证明江青、 康生等人心虚的表现是，虽然专案审查刘少奇从1967年3月开始，5月加剧，但直到1968年4月中旬以前，关于刘少奇案情的各种请示报告和对外联系工作 仍用“王光美专案组”名义，1968年4月下旬起才用“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名义。

　  至于专案组的工作方式，曾担任专案组负责人之一，后被江青批为右倾，关进秦城监狱 5年的肖孟在1979年时这样回忆：他们(江青康生等)不断给专案施加压力，反右倾。在调查、看材料中，如实反映某些情况时，就以客观主义、扩散专案材料 等罪名，停止专案人员工作，查封档案材料，有的人被赶出专案组，甚至关起来。搞专案的人思想负担很重，精神压力很大。在我被关进秦城监狱后，甚至有这种想 法，宁肯坐牢，也比按那些人的旨意昧着良心办事为好，倒感觉自慰一些。”

　　肖孟所谓的“昧良心”，是指刑讯逼供，炮制伪证，以此证明在1925年、1927年、1929年刘少奇曾叛变革命，充当内奸、工贼。“在江青康生看来，若要彻底打倒刘少奇只能从历史上找问题，说他是个叛徒。永世不得翻身。”黄峥说，“于是，他们千方百计，逼出证据。”

　  比如，为证明刘少奇于1929年在满州工作时叛变，专案组将刘少奇在满州时的部下孟用潜定为“隔离审查”的“重点突破”对象。肖孟当时参与了审讯孟用 潜，按他事后回忆，“每次审讯，专案组几乎全体出动，七嘴八舌，拍桌子瞪眼睛，威胁恐吓，如‘交代不清，休想出去’、‘顽抗到底，死路一条’，还有指供、 诱供情况。”

　  就这样，经过连续7天的日夜突击审讯，孟用潜作了违心的交代。但他事后多次口头和书面申诉，推翻假供，前后达20次，一再说明这些交代材料“都是编造 的，并没有事实依据”，“写材料是在审讯小组帮助之下集体创作”。但这些申诉都被扣押和销毁了，有几次还强迫孟用潜本人当场撕掉，并一再警告他不许翻案， 否则以现行反革命论处。

　　因为一再翻供，孟用潜一直被关到1972年。放出来时刘少奇已经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