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清代“上京告状”的故事，读者最熟悉的莫过于四大奇案之一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了。1873年，浙江余杭举人杨乃武被诬与毕秀姑—因生得白皙秀 丽，平时又爱穿白色上衣绿色裤子，人称“小白菜”—通奸杀夫，在刑囚后认罪，身陷死牢。杨乃武不甘俯首就戮，在囚牢里书写亲笔辩状，请其胞姐杨氏代为京 控。此案屡审屡覆，历时三载有余，轰动朝野。最后在慈禧太后的插手下，经开棺验尸，澄清了案情，得以翻案。为此，自督抚以下数十名官员受到查办。

　　“京控”这个古代法律术语，大多数人都不太熟悉。《清史稿•刑法志》对京控定义如下：凡审级，直省以州县正印官为初审。不服，控府、控道、控司、控院，越诉者笞。其有冤抑赴都察院、通政司或步军统领衙门呈诉者，名曰京控。就是上京城告状。

　  “传统中国的统治者要向臣民显现‘青天’形象，让人相信问题出在地方官员身上，皇帝还是英明的，所以要给臣民一个来京告状的合法渠道。”中国政法大学法 律史学研究院李典蓉博士指出，尽管上京告状古已有之，发展成为一个较成熟的制度则是清朝。事实上，这也是李博士写就《清朝京控制度研究》的原因之一。

　  “上京告状”，本就有着德政的寓意，是一种底层百姓的政治寄托。的确，对小民来说，“京控”给了他们一条直达天听的蹊径。然而经过对藏于台北“故宫博物 院”档案的一番研究，李典蓉发现：不少地方官员一开始就认定京控原告“有罪”，甚至为了“息讼”，而不惜“截访”—截拿，结果“这些进京上控伸冤的原告往 往处于最不利的地位。”有时清朝皇帝也未必全然相信并同情京控呈控者。

　　“告御状”具备了合法性

　　中国古人受到他人误解或陷害，经常是使用“冤枉”一词。一旦有人遭了“冤”，其首先想到的是有“青天老爷”出现。而如果认为在地方官署那里面临不合理的对待，在“德政之下”，小民觉得还有与“天”沟通的最后机会，那便是比“青天老爷”更崇高、权威的角色—皇帝。

　　正因如此，一直以来，“进京告御状”就成了传统中国小民们沉冤得雪的最后指盼。实际上，统治者也确实开启了一条可以“直达青天之上”的梯道给百姓。

　　早在《周礼》里就有“肺石听辞”、“路鼓之制”，这是百姓向皇帝、中央机关上控的最早记载。

　  秦汉之后的各个朝代，由“肺石听辞”、“路鼓之制”变化而来的“挝登闻鼓”、“鸣冤鼓”、“邀车驾”(俗称拦驾告状)等“告御状”形式一直存在。这些形 式习惯上被统称为“叩阍”。统治者之所以允许叩阍制度的存在，在李典蓉看来，“一方面是法古人德政，另一方面是预防官吏为非，借百姓申诉以达到监察官员的 作用。”

　　然而，在明末清初，“京控”这样的名词仍未广泛出现，通常以“叩阍”或“赴京呈控”的方式来称述。那么，京控究竟如何取代叩阍，并逐渐“常规化”，正式成为一条小民直达天听的渠道的呢?

　  李典蓉总结，到了清朝后，“京控”与“叩阍”之间已经有差别，前者是对后者的承继与创建。“京控承继的是两千年王朝的直诉制度，创建指的是清代将京控制 度的呈告、受理、奏交、咨交、发审的整体流程完备。在明代叩阍并非诉讼常态，清代已经是一个常态，甚至可以说是呈控者启动案件重审的主要方法之一。”

　  换言之，从清代传统的司法审判实践看，京控相较于叩阍制度有很多的优势。首先，京控是在都察院、步军统领衙门、通政司等处投递呈词，叩阍则是直接跪拜宫 门或是叩谒皇帝车驾。这就决定了面向帝舆的叩阍发生地点不限于京城，可在皇帝秋猎的路途之上，亦可在皇帝南巡途间;而由相关的受理衙门申诉并呈送的京控， 其地点一定在京师。比较于叩阍的不可预测，而京控受理地点更为明确。

　　其次，康熙皇帝对叩阍尚属宽容。可乾隆中期后，叩阍获罪的几率大而处罚又重，得实也可能获罪。相反，京控得实者可以得到“免议”的结果，即使诬告，有时候获罪也不重。这也间接促使百姓京控而不是叩阍。

　　朝廷与社会共同造就京控

　　毫无疑问，州县是清代各级司法审判的第一道门。

　  清人方大湜曾言：“兴除利弊，不特藩臬道府能所不能行，即督抚亦仅托空言，惟州县则实见诸行事，故造福莫如州县。”易言之，州县官是治事之官，而其他的 府道、藩司、臬司和巡抚、总督等皆为治官之官。正是如此，州县之官在地方官系列中虽然品秩较低，但在地方行政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若百姓可以通过正常的管道跟地方政府交流，绝不会千里迢迢地离家京控。然而，从李典蓉收集的乾隆朝到宣统朝400多个京控原告呈控的对象与内容看，“负责审理地方司法事务的州县官吏在运作上出了问题，他们显然也受到社会各阶层群体的质疑”。

　　就在这些案例中，涉及命盗的京控案件比重较大，平均为58%，而从呈控对象身份而论，涉及地方官府的差役、书吏、门丁等，平均约占27%，官员约占19%，富户地霸则占6%。

　　难怪，曾有官员感叹州县行政效率的低下：“州县审判不公，纵匪不办，故小民不得不上控。”清代州县本身存在的一些结构性问题，对形成京控制度的影响甚巨。一定意义上，正是州县官的这些问题逼迫百姓不得不走在京控之路。

　  首先，明清两代之专制为中国历朝之最，地方官员薪俸亦为历史最低，据统计，清朝一品官员一年的俸银为180两，知县为正七品，一年45两。可据雍正年间 名督鄂尔泰自己估算，他一年的生活开支就需要6000两左右。知县的排场开支虽然不如总督，但为官同样要讲究排场、资助亲戚、上下应酬，很显然45两根本 不敷日常所需。还有就是，地方存留经费过低，将无法支付大举修整城池建设、应付大量非编制人员(包括胥吏、差役、幕友等)的需求，无形之中开启了州县官吏 挪用公款、贪污舞弊的门径。

　  其次，清朝规定州县官必须亲自处理征税与司法案件，不许佐贰官擅自受理地方词讼。如此一来，要想减少州县官的负荷，势必要增添属员。衙门必有六房书吏， 刑名和钱谷分掌刑名与户书，此外还有出巡的皂隶、马快，捉盗的捕役等，他们都没有正规的收入，主要收入依靠陋规，向控案的百姓索取。

　　再次，清代培训官员的专业方向与司法完全是两条道路。文科取士，承明制用八股文，取四书五经命题，因此州县之官在获得甲科功名之前，无法受到司法审判的实质训练。而法律之学与甲科之学不同，乃是另一门专门学问，更多地是要依靠实践取得经验。

　　除此之外，在清代州县司法审判程序里，录取的口供亦是导致讼案难以伸直的原因。“重视口供，本是重视证据，然弊病亦多。无供即无招，官司便无法定谳，审理者便可以借此拖延审案，也可以据此合理地对两造使用刑讯，以求案件能够尽速进行，以免逾限。”

　 “清朝的官僚整体素质每况愈下，京控愈来愈频繁，担任审问的州县官员素质却愈来愈低，除了使单个案件的翻控或呈告次数增加之外，也使得州县的审判制度里 ‘伸冤’的实效越来越微，形式主义取代了实质主义。”李典蓉指出，正是朝廷与社会共同造就了作为天下之政的州县困境，逼迫小民们走上京控之路。

　　有趣的是，州县之官多数却对京控的发生有另一番见解。他们认为是地方的刁民激起了京控上升或者是讼师在小民之间播弄。如贵州安顺府在道光末年在给清镇县知县的回信中就提到：“控案之积弊，早知并不在官，实系差与刁民各居其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