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20年代，中国的公共空间已经多有气象。有人主张废除婚姻和家庭，有人激烈反击……然而论战参与者均就事论理，保持了谦谦君子之风，这种讨论问题的“君子之争”，适足为今人借鉴。

　　洪秀全、康有为、毛泽东“去家废婚”之理想

　　谈到20世纪中国废除婚姻与家庭的呼声，还得从19世纪中叶的太平天国运动说起。

　  1845年，受基督教影响，洪秀全写下《原道救世歌》，主张打破国家、种族、阶级和家庭的界限，一切人类都是上帝之子，天下一家、共享太平，所谓“天下 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待太平天国初建，据此推行新政，当时的做法是以25家为单位，一切生产物除家庭生活必需外，其余都归 缴国库，婚丧等事由国库统一供给;儿童、老人及残疾者，由社会公养;禁娼、禁淫、禁奴、禁一夫多妻制，提倡男女平等。为建设一个地上天国而废除家庭，这该 算是中国历史上“因国废家”的最早实践了。

　　当然，具体到其时所谓的“妇女解放”，你也许难免感慨，这种“解放”仍不过是“才出夫权，又入政权”。毕竟，这种男女平等并非人之意义上的平等，而是战士意义上的平等。或者说，由夫权而政权，是军事共产主义政治下的妇女解放路径。

　　至于洪秀全依靠“口吐白沫”建立起来的太平天国，并没有所向披靡。手持重兵的曾国藩等儒生决意为维护名教而奋死决战，固有的家族制度因太平天国的速亡而得以持续。

　  然而，在这个革故鼎新的时代，废除婚姻与家庭的浪潮并未因“洪杨之乱”的平息而声退。1902年，康有为写就《大同书》，将“去家废婚”上升到理论：既 然佛法求脱苦时要求“出家”，不如使其“无家可出”;既然家庭肇始于婚姻，“去家”就得重新设计婚姻。康有为的“交好之约”的确让时人眼前一亮。该约由男 女自愿制定，最长不超过一年，最短不少于一月，不得有夫妇旧名，妇女不从夫姓，删除所有从夫限禁，所生子女由公家养育为“世界之天民”。孩子成年后，由政 府指派分任农工等生产事业，各以其劳作所入自由享用，死后火葬。最有意思的是，火葬场要紧靠肥料场。概括人一生的“从摇篮到坟墓”变成了“从摇篮到肥料 场”，或曰，“我们来自尘土，我们归于肥料”。

　  康有为的乌托邦理想，很容易让人想起柏拉图在《理想国》中阐述的废除家庭的“共产共妻”制。而与康有为同时代及后来的知识分子，对其观念也多有支持或呼 应。如，谭嗣同在《仁学》一书中抨击三纲名教桎梏人心，主张废弃君臣、父子、夫妇与兄弟四伦，建立自由平等的朋友关系及“一家一人”的大同社会。同样，梁 启超也主张打破家族观念，以求新民。只是他并不主张去除家庭，而只是反对早婚，希望实行“男子三十、女子二十”的一夫一妻、老夫少妻制。

　  恰同学少年，毛泽东年轻时同样深受康有为影响。有两件事可佐证。一是从毛泽东发表在《湖南教育月刊》1919年12月号的文章《学生之工作》中，可明显 看出他倾心于《大同书》里的观点，如“合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新社会之种类不可尽举，举其著者：公共育儿院，公共豢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 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合此等之新学校，新社会，而为一‘新村’”。二是在“大 跃进”时期，毛多次提出过废除家庭的主张，并鼓励人民公社大办公共宿舍和公共食堂。据说在1958年人民公社运动开始时，中央农村工作部干部到徐水县时， 除带上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还有康有为的《大同书》。而在肯定《大同书》价值的同时，毛泽东也承认康有为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大同的路。当然，毛 本人也没有找到。当他将年轻时的梦想付诸实践时，新中国很快变成了一个茶几，上面摆满了无穷“杯具”(悲剧)。

　　重新回到上世纪初。不得不承认，“去家废婚”在以否定传统为急务与时尚的五四时期渐成潮流。除了主张小家庭制(一夫一妻、婚姻自由、男女平等、经济独立)外，相当一部分新式知识分子更倾向于废除婚姻与家庭的无家庭主义。

　  这自然与当时的大环境不无关系。随着社会结构与经济结构的变动，中国传统的农耕文明开始向近代社会文明转型，社会越来越开放，以家庭为核心、建立在血缘 与地缘之上的人际关系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更重要的是，为了一个新社会的到来，才子佳人们也在不遗余力地寻找文化替罪羊，以此作为他们与旧时代彻底决裂 和新社会开始的标志。而限制人性自由的婚姻自然首当其冲，成为年青一代反思与攻击的对象。

　　自由结婚和专制结婚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

　  五四时期“废婚派”亦如过江之鲫，他们对带有专制倾向的旧式婚姻和标榜自由的新式婚姻都表示出了难以克制的厌恶，并极力主张废婚，其中不乏无政府主义 者。比如，师复(1884—1915)在上海创建“中国无政府共产党”时即宣告：“本自由平等博爱之真精神，以达于吾人理想之无地主，无资本家，无首领， 无官吏，无代表，无家长，无军长，无监狱，无警察，无裁判所，无法律，无宗教，无婚姻制度之社会。”同样，江亢虎(1883—1954)在1907年大呼 “有宗教之苦、有国家之苦、有家庭之苦”，并系统提出了“无宗教、无国家、无家庭”的“三无主义”。正是在此基础上，江亢虎在1911年建立了“三无主 义”政党——中国社会党，这也是中国首个以党命名的政治团体。两年后，被袁世凯借内乱之名强令解散。

　  而当时由无政府主义者主办的两家刊物，同为鼓吹废婚去家的重镇。一是1907年在东京的张继与刘师培、何震夫妇创办的《天义》，二是旅居巴黎的李石曾、 张静江等所创办的《新世纪》。它们都强调个人绝对自由，主张“去强权”，否定国家、政府、家族、私产乃至肇建家族的婚姻与代表家族的姓氏。

　  相对中立的报刊也卷入到这场争论中来。最有代表性、讨论最充分的是上海的《民国日报》。1920年春夏之交，《民国日报》在号称“五四时期四大副刊” (作者注：民国早期四大报纸《晨报》《民报》《申报》《民国日报》均办有副刊，史称“四大副刊”)之一的《觉悟》上开辟了“废除婚姻制度”的讨论专栏。此 次讨论前后有二十余人参与，“废婚派”和“反废婚派”通过“讲演”“通信”“评论”等方式作文五十余篇，百无禁忌地表达各自的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