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在徐维刚这里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大多数时间，他都在床上昏睡。有人专门来看他时，侄子们会把他从床上拖起来，帮他换件像样的衣服，戴上顶脏兮兮的军帽。每到这时，徐维刚会挺直腰板，对着闪光灯露出婴儿般惊喜的笑，湛蓝色的眼睛泛着异常的光。

　　“千万别问他是中国人，还是苏联人。”大侄子徐福胜警告，“谁问跟谁急。”

　　在黑龙江省黑河市逊克县边境一带的几个屯子里，87岁的徐维刚是仅存的有纯正俄罗斯血统的人。但在中国生活80多年后，俄语对他而言显得陌生而遥远，大部分时间，他安静地叼着旱烟，偶尔开口，一口浓重东北的大茬子味。

　　“那啥，还认识我吗?我叫安德烈。”徐维刚咧嘴一笑，露出几颗被烟熏黄的牙。在一张2010年7月的“户籍证明”上，徐维刚的苏联名被译成特维申果。伊万.安德烈耶维奇，“户类型”一栏写着“无国籍”。这是目前唯一能证明徐维刚身份的东西。

　　“俄罗斯不承认他，中国也不承认他。”有村民咂吧着嘴，“亏了是个傻人，啥都不在乎。”

　　“大清洗”和肃反运动

　　侄子们背后习惯管徐维刚叫“傻大爷”。

　　徐维刚生于1924年。此前的几年，是苏联历史上最为动荡的几年。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党人取得了政权。1924年，苏联的缔造者列宁去世后，斯大林掌权。很快，一场“大清洗”开始了。

　　有公开的学术资料称，俄侨“第一浪潮”出现在上世纪20~30年代，随着十月革命的胜利和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大批知识分子被迫逃亡西方和中国。

　  “我奶奶一家，是被列宁老爷子赶走的。”徐维刚的二侄子徐福海很小的时候就听说，奶奶葛金丽娜出生在一个贵族家庭，全家都是军人。战争中，葛金丽娜的丈 夫战死了。“大清洗”开始后，有着贵族身份的葛金丽娜把1岁多的徐维刚兜在裙子里，小心翼翼地从冰封的江面上走过，流落到毗临的中国。

　  彼时，正赶上大批山东人闯关东至东三省。很快，葛金丽娜找了个姓徐的山东人，在江边的一个小屯子里安了家。“那个山东人，就是我们的爷爷。”徐福胜说。 尽管已经是俄罗斯移民的第三代，徐福胜还是长了张酷似俄罗斯人的脸---蓝灰色的眼睛、络腮胡子，硕大的鼻孔里甚至能塞进一个一元钱的硬币 。

　　更多的苏联人在上世纪30年代初来到中国。

　  早在沙俄统治时期，逊克县兵团村王金财的父亲就在对岸做生意。几年后，他跟一个苏联女人结了婚，住在离中俄边境90公里的地方。“大概到1930年的时 候，苏联那边的空气呼吸着不那么自由了，各方面限制也比较多。”王金财说，那是斯大林时期，也是1934年苏联肃反运动前期。

　　公开的资料称，这一次的肃反运动中，滥捕无辜的行动大都在深夜进行，人人自危，风声鹤唳，生怕夜间有人敲自己家门。许多住在高楼上的人为免遭被捕后的严刑拷打和侮辱，在秘密警察敲门时，便纵身跳下，以死相抗。

　　为了保命，王金财的父亲赶着马爬犁，拉着妻子和大儿子跑回中国。

　  山东平度人苗平章在苏联做买卖时，娶了当地一个叫沃丽嘎的姑娘，几年后，生了四个儿子。苗平章的儿子苗中林说，他的家当时就住在江边的屯子，“中国人都 喜欢在江边住，情况不妙就赶紧往回跑。苏联成立后，开始搞土地革命，搞入社，所有财产都得归公。大家一看吃亏啊，就拖家带口跑回来了。”到中国后，苗中林 一家落户在了逊克县边疆村。

　　“当时情况基本都是闯关东过来的山东男人娶了苏联女人。”苗中林自己造了个词，“捡洋落”。

　　根据俄罗斯著名汉学家、历史学博士梅利霍夫给出的数字，在中国，俄侨人数最多时达40万人。20世纪20年代有10万人返回苏联，另有10万人离开中国去往美国。而今，徐维刚所在的逊克县宏疆村，全村165户，混血的占75户，264个人。

　　回不去的家

　　苗中林记忆中的边疆村曾经是一个被笑声和歌声包围着的地方。

　　“以前屯子里有21个苏联老太太，中国话都说不利索。每个礼拜，老太太们就聚在一起唱歌跳舞。”苗中林说，到后来，屯子里的中国人嫌烦，就搬到了绊子场一带，这才有了现在的逊克县城。

　　再多的欢声笑语也无法消除那些有关家和血统的记忆。宏疆村的村民回忆说，当年，村里的苏联老人想家了，就蹲在地里哭。夏天，江面上有苏联的船驶过时，一些女孩子站在岸边眼巴巴地瞅着，气得直跺脚，埋怨母亲把她们带到了中国。

　　1933年3月，日军侵华关东军占领了逊克。此时对移居中国的俄侨而言，窄窄的黑龙江水俨然成了无法逾越的屏障。

　　日本警察队就驻在边疆村，除一名日本队长外，其余都是汉奸。“有人想往苏联跑，被抓住，给揍死了。”苗中林说，“最坏的就是那些‘二鬼子’(汉奸)。”

　　宏疆村村民袁广荣的姑姑16岁时逃回了苏联，那一年，日军正占领着东北。“当时家里逼婚，非让我姑姑嫁给一个姓董的混血老头。成亲前一天，我姑姑跑去苏联了。一起去的还有我爷爷的‘团圆媳妇’(童养媳)，那女的成天被我爷爷揍，就也跟着跑了。”

　  上世纪90年代，袁广荣的姑姑到中国寻亲。袁广荣这才得知，姑姑刚到苏联，就被当地警方抓住，以为是对岸驻守的日军派去的特务。蹲了两年大狱后，被送到 莫斯科。前来寻亲的姑姑也听说，她走之后，父亲发现自家闺女跑了，赶紧报告了警察局。结果，老人被日本警察当成苏联特务，活埋了。

　　边境的几个屯子里，苏联老太太们还在隔三差五地聚会，吃列巴，喝苏波汤，小声唱几句俄罗斯民歌。但再没人敢做回家的梦了，与其送死，倒不如在异国苟活。

　　“特务村”

　　“倒也得能让人活啊!文革时，说我们是那啥来着?”稍显破败的土坯房里，徐福胜的大鼻子猛吸两下，“苏特!”

　　徐福胜记得，文化大革命时，整个屯子里将近30户人，只有四户纯正的中国人，其他全成了“苏修特务”，宏疆村也一度成了“特务村”。那一年，徐福胜13岁。

　　没读过太多书的徐福胜到现在都不知道具体什么叫“苏修特务”，但他知道家里的大人成了特务，自己也跟着成了“特务崽子，别人拿你就不当玩意”。徐福胜端起碗，猛喝了几口酒，显然，他不愿意回忆那段日子。

　　上世纪50年代末，中苏交恶，在那个信息闭塞的年代，徐福胜等村民们对两国间的冲突一无所知，他们的日子过得乏善可陈---夏秋两季，播种收获;漫长的冬季里，最大的乐趣就是喝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