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桥的妻子文静原名李淑芳，曾用笔名李若文、李岩。不过她用得时间最长的名字，是后来“文革”中广为人知的文静。

　  1943年，26岁的张春桥在晋察冀边区北岳区党委宣传部任宣传干事。这年春天，宣传部分配来一位戴眼镜白白净净的城市姑娘，名叫李淑芳，张春桥一见钟 情。1943年秋季，两人确定了恋爱关系。随后，文静被调往边区平山县郭苏区任区委宣传委员，张春桥被调往晋察冀分局宣传部宣传科任副科长。

　  然而，随之而来的日军“大扫荡”，却中断了张春桥的恋爱之梦。1943年12月8日，爆豆般的枪声在平山县园坊村外响起，蜂拥而来的日军包围了村子。和 区委同志失散的文静，在突围中受伤被俘。面对死亡的威胁，她交代了自己共产党员和抗日干部的身份。随后，她充当了汉奸的喉舌，被编入日军“宣传班”，担任 班长，任务是编写反共宣传材料。

　　1945年6月，日本侵略军的末日即将来临，走投无路的文静，只能将宝押在曾与她有着10个月恋情的张春桥身上。

　　篡改历史

　  从政治上考虑，张春桥不能再继续和文静的恋情。尤其当时他已经被提升为《晋察冀日报》的副总编辑，有文静这样一个既是“革命队伍叛徒”，又是“民族败 类”的阴影随身，对他以后的政治生涯是大为不利的。但他选择了一个自以为是，然而却最蠢的做法：接纳文静，并设法掩饰甚至抹掉她的这段历史。

　　在张春桥的运作下，文静被安排在《晋察冀日报》资料科任编辑。起初，在1945年 12月15日，张春桥填写履历表时写得含糊：1943年在北岳区党委认识的文静，在1943年反“扫荡”中受伤被俘，直到今年始回边区。她的组织问题，据称已经在天津市委解决，但未经正式转来，现正解决中。

　  1947年，张春桥和文静在张家口结婚。9月21日，他在填写《中共晋察冀中央局组织部干部调查表》时，仍不敢完全隐瞒文静的历史问题，在“爱人的家庭 情况”一栏中写道：文静本人是学生，17岁开始参加共青团，中间失掉过关系……1943年反“扫荡”中被俘。1945年6月逃出后，至今尚未恢复关系。但 这时候，文静已经被他写成是“逃出”了。

　  1949年5月，张春桥离开了时任总编辑的《石家庄日报》，到了刚刚解放的大上海，担任市军管会新闻出版处军代表。他填写《华东局及上海市委干部履历 表》时，文静的政治面貌已经被他明确地写为“党员”了。几年以后，文静的历史问题，在张春桥填写各种表格时已经不再提及，而且张春桥将她安排到了机要部门 ——新华社任组长，行政级别14级，月薪147元。1959年，成为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高级秘书和心腹的张春桥，在填写《干部履历表》时，文静的被俘叛变 问题已无影无踪，留下的只是“党员”二字。

　　1960年11月4日，张春桥填写《上海市委组织部干部履历表》时，文静不仅“党员”身份毫无疑问，而且已经进入了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这样的要害部门工作了。

　　正是由于这样，每次在审查干部的时候，张春桥都为此十分恼火。老婆的历史问题，无形中影响了他的“进步”。“文革”开始，特别是张春桥被调到北京以后，文静对张春桥不放心，经常找各种借口要到北京来。

　　张春桥对此很是反感，加上他早就想将这条“辫子”扔掉，便多次私下向老婆提出离婚，文静都不同意。

　　“垂帘听政”

　　张春桥去北京参加筹备中共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时，他向江青谈起自己的苦恼，又提出离婚的办法。江青冷笑着对他说：“你以为离了就干净了吗?退一步就没法收拾了?”张春桥心有所悟。

　  张春桥后来对文静明白地说：“也不会为这个问题打倒我。”他指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即进入九大成立的中央政治局的江青一伙已经向他交了底。表面上，张 春桥提出文静不再担任任何工作，实际上秉承他的旨意，让文静称病长期躲在家里，仍照旧发给所有文件，由专人送到家里。王洪文在调中央之前，主持上海市委工 作时期，也常常到文静家里去商量工作。黄涛、朱永嘉、何秀文等人为了讨好张春桥，常常把自己起草、经张春桥批示的发言稿送给文静，请她“审阅”、“指 正”。

　　这种“垂帘听政”的情况一直持续到1976年10月14日，中央粉碎“四人帮”的会议精神传达到上海各级组织和群众后，才停发了给文静的文件。

　　文静给张春桥生了四个孩子，三女一男。张春桥爱抽烟，也喜欢喝酒，文静也抽烟喝酒陪着他。张春桥夜间工作时，文静通知厨师做夜餐。张春桥决定与文静保持距离，完全是出于政治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