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派”曾经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个很有“敌意”的概念。受当时大背景的影响，“中国托派”也是在凄风苦雨中挣扎生存的。1952年12月22日大陆 的“托派分子”一夜之间销声匿迹，直到1979年后随着郑超麟这一名字在媒体上的出现，“中国托派”才又引起人们的关注。

　　一、“中国托派”是怎么形成的

　  从历史渊源上看，“中国托派”的形成来自遥远的莫斯科，实际上也是斯大林和托洛茨基权力斗争的产物。这一点1926年10月季诺维也夫在一次集会上说得 很明白: “同志们，这应该理解为争夺权力的斗争。这是一个把过去的意见分歧和新的争论搅在一起的花招，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才发明了‘托洛茨基主义’。”(《托洛茨基 主义》第1-2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2月版)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分歧表现在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方针上。如斯大林主张共产党与国民党实行“党内合 作”，并在遭受国民党右派进攻时，要求中共妥协退让;而托洛茨基则“坚决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中山舰事件后，托洛茨基则主张中共退出国共统一战线，独 立发展。大革命失败后，斯大林无法解释他促成的国共统一战线的优越性，又不敢承担指导方针失误的责任，从而导致苏共党内和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的部分中国 学生的强烈不满。这种不满情绪终于在1927年11月7日莫斯科红场举行的十月革命10周年游行活动中爆发。反对斯大林的群众和学生突然打出写有“执行列 宁遗嘱，罢免斯大林、拥护托洛茨基”旗帜。这场事件最后以托洛茨基被开除出党、驱逐出苏联而告终，那些拥护和追随托洛茨基的中国留学生也都被开除党籍和团 籍，并于1927年底被遣送回中国。

　  当年被遣送回国的人出国前都是中共党内的干部，有的还担任比较重要的职务，比如梁干乔出国前是中共广东省委委员，区芳曾任共青团香港市委书记，史唐在大 革命时期任中共中央机要秘书，宋逢春曾任中共北方区委机关报《政治生活》的发行人。他们被遣送回国的时候正值大革命失败不久，中共党内组织呈混乱状态之 际，因此，他们大都被继续留在党内，并安排了工作。但是，他们之间由于政见与遭遇相同，私底下便开始酝酿成立托派组织。1928年12月，这些人终于在上 海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托派组织，名称为“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反对派”，选举产生了中央机构——“全国总干事会”，由史唐任总干事 长，陆一渊任宣传部长，张特任组织部长，其他人各负责华南、华北、江浙等区，并在武汉、香港、广州、北京、哈尔滨等地建立了支部。1929年4月，为了宣 传托洛茨基的思想主张，“全国总干事会”创办了一个机关刊物《我们的话》，因此这一组织也被称为“我们的话派”。这样一来，中共党内就有了第一个托派组 织，标志着托派在中国的形成。此后，从“我们的话派”分裂出来的一部分人和其他托派成员分别成立了托派的另外组织——1930年1月1日由刘仁静牵头组织 的“十月社”和1930年夏由赵济等人组织的“战斗社”，加上1929年9月陈独秀组织的“无产者社”，在中国一共有了4个托派组织。到1931年5月 “中国托派”统一前后，党员约有500名。

　　二、陈独秀等人如何走上“托派”道路

　　“中国托派”分子走上托洛茨基主义的道路，可以分为这样几种：

　　第一种是托洛茨基主义的坚定追随者。这些人绝大部分是从莫斯科被遣送回国的，以及看了托洛茨基的著作后受影响者。其中著名者如彭述之、王文元、尹宽、郑超麟等则至死不渝，终生信仰托洛茨基主义。

　　第二种是投机者，如梁干乔、刘仁静等。梁干乔参与了“我们的话派”的创建工作，由于他是托派留学生中唯一受到托洛茨基接见的人，因此处处以“领袖”自居，由于托派统一后的中央没有给予他“领袖”的地位，就投靠到戴笠手下，做起了军统特务。

　　第三种是受“老头子”陈独秀的影响，不满当时中共中央“左”倾错误的指导，懵懵懂懂地参加了托派组织。比如中共一些基层支部的负责人，由于受到当时“左” 倾错误的某种不公正对待，又不满于自己的处境，于是就带着投机心理参加了托派队伍。但是由于这种不健康的心态，因此当托派组织和“老头子”(指陈独秀)没有给自己适当的职务的时候，就叛变了。马玉夫是这类人的代表。

　  第四种是陈独秀本人。用今天流行的话语来讲，陈独秀走上托派之路是“被托派”。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陈独秀的理论主张与托洛茨基主义没有相同之处，两者 是相悖的。陈持“二次革命论”，托氏主张“一次革命”，二者南辕北辙。陈独秀之所以投入托氏主义：一是因为在陈独秀受到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不公正处理后， 托洛茨基则表扬肯定他在大革命时期的做法，并认为他不是机会主义者。托氏的话无疑令被人落井下石的陈独秀十分感动，在感情上就倒向了托派。二是当时“左” 倾中央在解决陈独秀问题时粗暴无礼的态度，使陈独秀十分气愤。1929年11月15日在共产国际的授意下，陈独秀被开除党籍。一方面是令人感激的称赞肯 定，另一方面是令人愤怒的排挤打击，这样一来，在彭述之、尹宽等老部下的怂恿下，陈独秀也走上了托洛茨基主义的道路。

　　1931年5月1日，在陈独秀的号召下4个托派组织在上海召开了统一大会，成立了统一后的托派中央，陈独秀为总书记。实际上，根据郑超麟的回忆，在是否接受托氏主义的时候，“抵抗最长久的”是陈独秀。这种理性与感情的矛盾选择，导致晚年陈独秀与托派集团的分手。

　　三、抗战时期“中国托派”为什么遭“人人喊打”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托派”几乎成了“过街老鼠”，受到国共两党的严厉打击与制裁。分析其原因主要有：

　  其一，受斯大林“肃托”的影响，这是主要原因。1937年11月14日王明、康生从莫斯科一回到国内，首先就在迪化(今乌鲁木齐)以“托派分子”罪名将 俞秀松、李特、黄超杀害，从而造成凡是托派即格杀勿论的恐怖气氛。这无疑是秉承了斯大林对托派从肉体上消灭的旨意。据张国焘的回忆，王明曾在政治局会议上 借题发挥地说：“斯大林正在雷厉风行地反托派，而我们却要联络托派，那还了得，如果斯大林知道了，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他还说反对托派，不能有仁慈观念，陈 独秀即使不是日本间谍也应说成是日本间谍。”(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422-423页)因为斯大林在1937年联共 中央全会上的报告中这样说：现时的托洛茨基分子“是一伙无原则的和无思想的暗害者、破坏者、侦探间谍、杀人凶手的匪帮，是受外国侦探机关雇佣而活动的工人 阶级死敌的匪帮。”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152—153页注[30])对斯大林惟命是从的“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王明就这样鹦鹉学舌地照搬 照说，并在中共党内贯彻执行。

　  当时的情况是“好像托派即汉奸，汉奸即托派，充其极，凡反对斯大林者皆托派，凡不赞同苏联者皆汉奸，皆在应杀之列。于是乎‘托派汉奸’这一个名辞，便成 为刽子手的刀了。”(非君《托派汉奸》，参见尼司编《陈独秀与所谓托派问题》，新中国出版社1938年版，第58页)许世友在延安挨批时，竟然也被说成是 “典型的托洛茨基”!实际上，正如许世友自己所说：“老子说了几句话就成了托洛茨基，啥球托洛茨基，老子不懂，尽放狗屁。”(《许世友延安受审的前前后 后》，《新华文摘》2000年第9期)从俞秀松、张慕陶、王公度、王实味、“湖西肃托”等事件来看，“托派汉奸”是陷害任何一个人最厉害而又“莫须有”的 罪名。要杀谁，只要说他是托派，因为托派就是汉奸!这样的看法不仅在中共党内如此，在国民党内也如此，因为国民党政府需要以此来维系它与苏联政府的国家利 益关系。

　  其二，在国共两党建立统一战线、一致抗日的时候，托派出于其一贯的极“左”思维，坚守着“教派精神”的立场，左右开弓，批评国共两党，否定统一战线。甚 至说出一些确实有汉奸嫌疑的话来，如认为“中国没有民族的革命”，“中国对日战争自始即没有客观的进步意义”(郑超麟《论中国对日战争有无客观的进步意 义》，《火花》第3卷第5期，1941年4月16日)这样的言论能不招来“人人喊打”吗?就连陈独秀也撰文严厉批评托派的这种言行，并因此宣布跟托派“无 关”，以与托派划清界限。

　　四、1949年以后“中国托派”的情况如何

　  1932年10月15日，由于托派叛徒的出卖，陈独秀被国民党特务捕获。1937年8月23日出狱后他公开宣布：“我不代表任何人，我已不隶属于任何党 派。”(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32、469页)以此撇清与托派的关系。失去了“老头子”陈独秀的影响， “中国托派”呈现树倒猢狲散的局面，一部分人瘐死狱中，一部分人投靠国民党特务机关，还有一部分为了生存流落社会，只有极少部分成员还挣扎着进行托派事 业。

　  1948年9月，以彭述之为首的多数派宣布成立“中国革命共产党”，产生了以彭述之为书记的中央机构。不久彭述之等逃至香港。以王文元、郑超麟为首的少 数派于1949年4月宣布成立“中国国际主义工人党”，选举王文元为书记，郑超麟等为中央委员，党员100余人，不久该派也将机关迁往香港。逃亡香港的中 国托派分子创办了《新方向》、《叛逆者》等刊物，继续从事托洛茨基主义的宣传活动。留在大陆的托派重要成员尹宽，1950年10月6日被逮捕，长期关押于 上海提篮桥监狱。另一名重要成员郑超麟于1952年12月22日随全体滞留大陆的托派党员被捕入狱。1979年6月，他和其他幸免未死狱中的托派同志被恢 复了自由。晚年当选为上海市政协委员，撰写了《怀旧集》等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