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于《书屋》2008年第7期，原题为“帝国黄昏：晚明人与事”

　　比一比，看看我们谁更穷

　  变态的古代中国，颇为盛产一些变态的人与事。历史上，帝王将相斗富故事层出不穷，最著名的莫过于西晋的石崇与王恺：一个用蜡烛当柴烧，一个用糖水涮锅; 一个用香料涂房子，一个用赤石脂搞装修;一个把门前四十里路用锦缎围起来，一个针锋相对，干脆就围五十里。帝国大首长司马炎对这种荒唐行径不但不加制止， 反而觉得有趣得紧。就在这些达官贵人炫富比赛之时，帝国子民却饥寒交迫，呼号于途。于是乎，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何看上去强盛一时的西晋帝国只维持了极为 短暂的时光。不过，权贵们斗富是常态，而比一比、看一看我们谁更穷——或者可以称为斗穷——则是非常态，这样的奇迹，就出在怪事如麻的晚明。

　　崇祯年间，天下鼎沸，关外女真渐成气候，关内民军势成燎原，崇祯像个救火队长一样忧心如焚，最终仍免不了做个励精图治的亡国之君。究其原因，固然有大厦将倾、独木难撑之窘，但其时国家财政之捉襟见肘和以崇祯为代表的高级官员们的集体哭穷似乎更有直接关系。

　  甲申年正月，“流贼”李自成在西安建立农民政权，他的百万大军怀着必得天下之志从西安出发，经军事要地宣府、大同进逼北京，并相继攻陷了平阳和太原，帝 国的心脏北京城已指日可下，大明的局势可以说到了火烧眉毛的窘状。无计可施的崇祯特地召见吴三桂的父亲吴襄和户部、兵部的官员们，讨论放弃宁远，调吴三桂 紧急入卫北京。吴襄提出，如果吴三桂进卫北京，大约需要一百万两银子的军费。一百万银子在毕生俭朴的崇祯眼里，是一笔庞大得令他肉痛的数字。他差点从龙椅 上跳了起来：哇塞，我靠，怎么要这么多钱?吴襄于是就为他一笔一笔地算，算到后来，崇祯闭嘴无语了——他实在无法忍受一下子拿出这么多银子，为此，崇祯只 得放弃了这一原本还算不错的计划。

　  为了坚守京师，筹饷是一件大事。召见吴襄之后，崇祯多次向户部提出要解决这一问题。但此时的大明王朝已是苟延残喘，国库的存储竟然仅有区区四十万两。户 部官员面对崇祯严厉的责骂仍然无计可施，而与此同时，崇祯个人的财产却丰厚无比。为此，大臣们反复上疏恳请，希望崇祯拿出属于他个人的内帑以充军饷，所谓 内帑，说白了就是属于皇帝个人的私房钱。但这无疑是要崇祯的命，他向大臣哭穷说：“内帑业已用尽。”左都御史李邦华着急了，也顾不得是否当众顶撞圣上了， 他说社稷已危，皇上还吝惜那些身外之物干什么?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但崇祯默然良久，依旧哭穷：今日内帑难以告先生。说罢，像是为了给他的哭穷增添一点生 动的细节，他竟潸然泪下。

　  国库没有钱，皇帝有钱不想出，想要再杀鸡取卵或竭泽而渔地从老百姓头上搜刮已经既没有充足的时间，也没有充足的地盘了。这时，崇祯万般无奈，只得要求文 武百官无偿捐助。但天下最富的皇帝都对拿钱来保卫自己的家天下不乐意，又有几个官员肯跟自己的口袋过不去呢?国丈周奎既是崇祯的岳父，也是当时最有钱的富 豪之一，可当募捐的司礼监太监徐本正到他府上劝捐时，虽然徐哭着劝了半天，周依然不为所动。最终，徐愤然说：老皇亲如此鄙吝，朝廷万难措手，大事必不可为 矣。即便广蓄多产，后来何益?崇祯知道后，只得密令周奎，要求他捐十万两，以便起个表率作用。老丈人周奎年岁虽大了些，可对自己的银子一点也不含糊：你皇 上都不出钱，哪里又该我们这些当臣子的出呢?只是这话他不敢说出口，而是一个劲哭穷，声称即使勒紧裤带也只能捐一万两。崇祯认为一万两委实太少，至少得两 万两才够意思吧。周奎不敢讨价还价，却暗地里进宫向女儿求援，于是周皇后背着崇祯给了他五千两，可就是这本身出自崇祯内帑的五千两，周奎也只捐了三千，余 下的两千反成了他的外快。

　  其他后台不如周奎那么硬的大臣们，尽管个个富可敌国，却纷纷装穷，甚至在自家的大门上贴出“此房急售”的字条，表示他们家里已经穷得只能卖房子度日了。 魏藻德出任多年首辅，身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位，他知道一分钱不出肯定说不过，于是含着眼泪捐了五百两银子了事。总之，自天子到大臣的集体哭穷，这是大 明王朝上演的最后一幕闹剧，闹剧的导演就是天子崇祯。其情其景，相当于一家有限公司突然遇到经济危机，董事长崇祯自己私人有钱，可他不愿拿出来，而是要求 员工们勒紧裤带为公司募捐，而这些被董事长软硬兼施的员工们最好的对付手段就是哭穷：董事长啊，我们家里穷得一天只吃两餐稀饭，老鼠都饿得直咬自己的尾 巴，我虽然爱公司，可我们无能为力啊。

　  与此相对照的是另一桩耐人寻味的事：李自成围攻北京时，住在彰义门外的一个六十多岁的老汉，把平生的全部积蓄——白银四百余两——全部捐献给朝廷，充作 军饷。这位可怜的老人从户部捐款出来时，耳畔响着轰隆隆的炮声，那是围城的李自成部队在攻城，老人站在街上，忍不住号啕大哭。崇祯听说此事后，下令封老人 为锦衣千户。然而这个慷慨赴国难的老人的锦衣千户只当了一天。因为次日崇祯即自尽于煤山，大明江山宣告易主。

　  李自成攻占北京，从崇祯宫内搜出的白银即多达三千七百多万两，黄金和其他珠宝还不在内。为了节省一百万而丢掉三千七百万乃至无法估价的万里江山，这本是 一笔再简单不过的账，可自幼聪明好学的崇祯到死也没有算清楚。至于崇祯的老岳父周奎，果如徐太监所言，一个月前周奎多捐一文也肉痛的家财，一个月后都在夹 棍威胁下送进了农民军大营，从周家抄出的现银就多达五十三万两。魏藻德的下场更惨，他被铁匠刘宗敏抓走，几十年来搜刮的财产成了民军的战利品，他本人的脑 袋也被夹棍夹破，在极度痛苦中哀号而死，其子也被砍作两段。总之，在明帝国这只病入膏肓的恐龙彻底倒下之前，这些寄生于恐龙体内的寄生虫们以集体哭穷的方 式走向了万劫不复的末路。这场哭穷运动让人想起一则寓言：几只猴子共同抬一块石头，其中一只猴子想，即使我不用力，他们也会抬走的，于是他悄悄松了手。不 料其他几只猴子也作如是想。后果可想而知：石头掉下来，砸伤了所有的猴子。

　　这个故事说明，第一，当官员们斗富夸强时，社会肯定变态;当官员们哭穷装逼时，社会肯定更变态;第二，国难临头时，挺身而出的往往不是肉食者，而是那些原本与国家和政治离得极其遥远的引车卖浆者流。

　　讨小老婆是危险的

　  1979年12月29日，气象学家洛仑兹在华盛顿的美国科学促进会上演讲时宣称：一只蝴蝶在巴西扇动翅膀，几天后会在得克萨斯州引起一场龙卷风。这一论 断被人们称为蝴蝶效应，它常常用来说明看上去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件事情之间有着怎样意想不到的关系，也用来说明微小的细节也会带来巨大变故。

　  无独有偶，在英国民间，自从十五世纪以来，一直流传着一首民谣，民谣唱道：少了一枚马掌钉，掉了一只马掌。掉了一只马掌，失去了一匹战马。失去了一匹战 马，打败了一场战役。打败了一场战役，毁掉了一个国王。这首听起来有些滑稽的民谣，讲述的是一个真实故事：1485年，英国国王查理三世与亨利伯爵在波斯 沃斯展开决战，此役将决定双方到底谁成为新的英国国王。战前，马夫到铁匠铺为查理三世备马，铁匠因近日来一直忙于为军马钉马掌，铁片用完了，他向马夫请求 宽限时间。马夫表示大战在即，等不及了。铁匠只好把一根铁条切为四份加工成马掌。当钉完第三个马掌时，铁匠又发现钉子不够了，要求去找钉子。马夫不耐烦 了：“上帝，军号都响了，我等不及了。”铁匠为难地说：“缺少一根马掌钉，钉上去也不牢固。”马夫说，“你就凑合一下吧。”——这样，查理三世的战马的第 四个马掌就少了一颗马掌钉。

　  战斗打响，查理三世率军冲锋。这时，意外发生了：他的坐骑因突然掉了一只马掌而马失前蹄，倒霉的查理三世栽倒在地，惊恐的战马脱缰而去。国王的落马使士 兵们阵脚大乱，一时间溃不成军，原本胜算在握的查理三世竟然成了俘虏。绝望中，郁闷万分的查理三世长叹：“卖糕的，我的事业竟然毁在这匹马身上!”后来， 莎士比亚对此也总结说：马，马，一马失天下。

　  从查理三世因一根马掌钉痛失江山，到大明帝国走向万劫不复的深渊，时间悄然过去了一个半世纪，“清歌漏舟之中，痛饮焚屋之下”的大明官员们自然不知道这 个远在万里之外的夷人故事，只是，就像不可能闭上眼睛世界上就没有悬崖一样，人类社会内在的普遍原则，东西方同样适用。如果用蝴蝶效应和马掌钉连锁来分析 明王朝的灭亡，那么，这个立国两百余年、曾经威震东方世界的老大帝国，它的灭亡竟然和一个高级官员讨小老婆有关。

　  这个官员叫毛羽健，湖北公安人。像大多数那个时代的官员一样，都是学而优则仕的佼佼者。毛羽健在京城任御史，也就是监察部的高级官员。从历史留下的记录 看，毛基本还算一个敢于说话、比较正直的人。这个正直的人有一大毛病：惧内。用现在的话说，叫怕老婆。那时候，讨小老婆是文人士大夫常有的事情，毛羽健想 得牙痒痒，却碍于河东狮，提都不敢提，面对如花似玉的侍女们，从来都做出柳下惠再世的样子。有一年，毛羽健好不容易把老婆哄回老家去探亲，老婆前脚刚走， 老毛马上就偷偷纳了一房小妾。他哪想到，这事还是被远在千里之外的老婆知道了。老婆大为恼怒，当即结束衣锦荣归的探亲日程，星夜赶往北京。正当毛御史和小 老婆爱得兴高采烈时，老婆大人从天而降，傻了眼的毛御史除了讨饶，再没任何办法。

　　毛御史的老婆之所以这么快就从家乡赶到北京大发雌威，和她充分利用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驿站系统不无关系。用史书上的话来说，叫做“乘传而至”，也就是乘坐驿站的车马，享受驿站提供的便利服务来到北京。

　  今天的中国境内，到处都有以某某驿命名的地名，这表明此地在古代是如同神经般遍布帝国全身的驿路系统中的一个点。在古代，驿站兼有政府招待所、国家邮局 和信息传递中心的职能。正是通过密密麻麻的驿站，帝国中枢和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公文来往、官员们的交通往返才能得到及时而必要的保证。

　  可气的是，毛御史的老婆竟然利用这个系统不远千里从老家赶到北京争风吃醋，令毛御史又悲痛又郁闷。惧内的毛御史不敢跟老婆较真，这个可怜的人只能把一腔 怒气迁怒于驿站系统。为此，作为监察百官、专事向皇上提合理化建议的高级官员，毛羽健向崇祯上了一道奏章。奏章里，他极言驿站之害，要求撤掉全国驿站。另 一个叫刘懋的给事中也跟着附和，认为如果裁撤驿站，不但能禁止官员们揩国家的油，还能因裁掉了驿站工作人员而节省数十万两银子的财政支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