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出身卑微，早年长期在乌克兰工作，放过猪，打过工，曾任乌克兰第一书记。二战期间曾参与指挥斯大林格勒攻防战及基辅保卫战。在乌克兰期间的农业政策相对务实，使得乌克兰的粮食生产在苏联集体化运动之后得到了一定恢复。

　　“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

　　提到赫鲁晓夫，最容易联想到的就是毛泽东独创的那个新词汇——“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

　　毛突如其来说出这一新词汇时，绝大多数共产党人都是一头雾水。当“文革”开始，“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成为刘少奇的代名词后，人们才恍然大悟：这是毛泽东对“接班人”问题的思考。

　　具有嘲讽意味的是，曾是赫鲁晓夫极力举荐提拔到党内二把手地位的勃列日涅夫，很快就扮演了第二个“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的角色。

　  赫鲁晓夫从1953年继任斯大林成为苏共党的领袖，到1964年在10月苏共中央主席团会上，被勃列日涅夫等人上演“逼宫戏”赶下台，头尾相衔，始终都 陷在毛泽东“一语成谶”的魔圈里。他一生在权力场上的沉浮，演奏出一曲专制主旋律中的“接班人之歌”，给世人留下意味深长的历史旋律。

　  在极权体制下，每一个“接班人”都要背负前任独裁者因肆虐而遗留下的道义债务和历史包袱。斯大林时期于1930年代的“大清洗”，1950年代的“列宁 格勒公审”等，哪个案件不充溢着血腥和冤情?当专案组长波斯佩洛夫将调查报告呈于案头时，赫鲁晓夫也被这一组组触目惊心的数字震撼了：1935~1938 年的“肃反”运动中，许多开国功勋被杀害，仅1937~1938年，即逮捕150多万人，其中68万被处决。出席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的1966名 代表中，1108人被捕，其中848人被处决。在代表大会上选出的139名正式和候补中央委员中，被逮捕遭枪决的就达98名。

　　于是，赫鲁晓夫上台伊始，首先面对的就是平反冤假错案。

　  随着大批冤假错案的披露，一直被蒙着眼睛的人民猛然间摘去了“遮眼布”，看到了现实。在这种情形下，苏共再把责任完全推在克格勃的头目贝利亚身上，就难 以自圆其说了。赫鲁晓夫在讨论二十大报告的内容时向主席团提议，应该在总结报告中设专章说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问题。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洛希洛夫和 马林科夫等都表示坚决反对。卡冈诺维奇说：“你这是要让当年的被告来审判我们呀!”

　　伏罗希罗夫和卡冈诺维奇几乎是一个口径劝说赫鲁晓夫：“会追究我们责任的。我们当年都是领导班子里的人，我们对一切都负有责任。”

　　赫鲁晓夫回答了这样的话：“罪过是有的……我们自己来纠正，我们这样做，我相信人民会原谅我们。”赫鲁晓夫终于以一个政治家的勇气，在苏共二十大上做了揭露斯大林时期罪行的“秘密报告”。

　　苏联著名诗人叶甫图申科在《斯大林的继承人》一诗中，对赫鲁晓夫的“抛尸扬灰”写有诗句：

　　我们已经把斯大林搬出了陵墓，

　　但是我们又怎么才能，

　　从他继承者的心里把他搬走?

　　人眼如镜，人心似秤。叶甫图申科发出的是人民的心声。

　　斯大林：“我完了，我不相信任何人”

　　赫鲁晓夫是在1949年秋由斯大林钦点从乌克兰一把手任上调到莫斯科的。这是斯大林对赫鲁晓夫的信任和重用。从此，赫鲁晓夫从一方诸侯成为中央要员，进入了权力核心。然而，京华虽好，却是个陷阱。斯大林是拿赫鲁晓夫“当枪使”。

　　斯大林经常喜欢重复地讲述他“打猎”的故事：

　　一个冬天，我出去打猎。我带着枪，坐着雪橇。穿过叶尼塞河。我走了12俄里，我看到树上停着一些鹧鸪。说实话，起初我还不认识它们是鹧鸪。我以前打过鹧鸪，可我一直认为它们是栖息在田野里的禽类，是呆在草堆里的。

　　无论如何，活着就要学习嘛。我走近一点，开始放枪。我只有12发子弹，而树上却有24只鹧鸪。我打死了12只，其余仍旧停留在树上，所以我就决定回去多拿一点子弹，我回去又拿了一些子弹，把剩下的12只打死。

　　这个故事的荒谬之处是显而易见的。但斯大林就是这样“大智若愚”地一遍一遍讲。这倒真是演绎了中国历史上“指鹿为马”的故事。斯大林正是通过这一故事观察周遭人的反应，检验属下对他的忠诚是否达到“愚忠”的程度。

　　布尔加宁有一次对赫鲁晓夫说：“你以一个朋友的身份来到斯大林的席间，然而你从不知道你自己将回到家里去，还是将被汽车接走，送到监狱里去。”

　　赫鲁晓夫在其口述回忆录中，以零距离的接触，对斯大林做了逼真的描绘：

　　斯大林的晚年，他的反复无常疑神疑鬼达到令人不可思议的地步：他偏执固执地认为，他的老同事中，肯定在酝酿着一个要取代他至少是要削减他权力的阴谋。 1952年苏共十九大结束，出乎人们的意料，跟随斯大林几十年且是忠心耿耿的米高扬和莫洛托夫没有进入执行局(政治局)，斯大林莫明其妙的理由是：“他们是西方政府的代理人，不应该得到党的信任。”

　  斯大林对莫洛托夫失去信任的原因，实在是无稽之谈：一次在南方休假，斯大林的脑子里突然冒出莫洛托夫是美帝国主义代理人的念头。斯大林说，莫洛托夫在美 国的时候，从华盛顿到纽约乘坐的是火车。斯大林的推论逻辑是：如果莫洛托夫乘火车旅行，那么他必须有自己的私人车厢。如果他有私人车厢，那么他的钱是从哪 儿来的呢?因此，莫洛托夫一定是把自己卖给了美国人。斯大林为此还专门打电话给当时在联合国工作的维辛斯基，要他尽快查清莫洛托夫在美国的所有活动。维辛 斯基向斯大林解释，莫洛托夫在国外不可能有私人车厢，在美国所有的车厢都是属于私营铁路公司。但多疑成性的斯大林还是“宁信其有，不信其无”，在苏共十九 大上把莫洛托夫拿了下来。

　  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对斯大林的晚年还有这样一个细节描述：“他会看着一个人说，‘为什么你的眼睛这样躲躲闪闪?’或者问：‘为什么你今天老是转来 转去，避免直接看我?’”赫鲁晓夫在1970年口述的回忆录中说：“当斯大林停止信任你的时候，他就会开始审视你，越看你越值得怀疑，直到他不信任之杯满 溢为止。”

　　赫鲁晓夫记得，1951年度假期间，有一天斯大林和赫鲁晓夫、米高扬在院里散步，斯大林自言自语地说：“我完了。我不相信任何人，甚至不相信我自己。”这句“一语道破天机”的自白，使赫鲁晓夫和米高扬不寒而栗。

　  斯大林就连自己的亲密战友和党中央的档案馆都信不过。为了不给历史留下任何“痕迹”，斯大林对苏共中央政治局重要问题的决定，不让写入正式记录。苏联解 体后解密档案显示，仅内务人民委员部(克格勃前身)对高级官员的电话窃听记录就达58卷，窃听对象既有布琼尼、铁木辛哥和朱可夫等元帅，也有莫洛托夫、赫 鲁晓夫、马林科夫等政要。可以设想，在斯大林如此“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控制下，谁还敢说真心话呢?

　　俄罗斯有句谚语：“伴着黑瞎子熊睡觉”。这大概与我们的“伴君如伴虎”异曲同工。赫鲁晓夫与斯大林一起工作的最后几年，可说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