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书屋》2011年第2期 原题为“也谈清末新政的失败——与萧功秦先生商榷” 辛亥革命一百年之际，导致辛亥革命的清末新政成了学界热议的话题，许多文章试图从清末新政及其失败中找出足以为训的东西，以资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今日中国 继续前行。例如上海的萧功秦先生连发《从清末改革想到当代改革》与《专制帝国的改革为何难以成功》(见《炎黄春秋》2010年第4期、第11期。以下引文 均出自此)两文，以期从失败的清末新政中“获得对理解当下中国改革中类似问题的启示”。然而这两篇文章给出的答案却未着问题的要害，其反复强调的推行清末 新政的统治者的“权威流失”——这个萧先生十分看重的“启示”，实际上是作者对清末新政失败作了并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分析后，得出的本末倒置的结论。毋宁 说，这样的“启示”对于“理解当下中国改革中的类似问题”不会产生积极作用。至于萧先生在获得“启示”中为今日中国设计的“具有民族特色”的“发展模 式”，由于作者对清末新政为什么失败的误解，对“当下中国改革中类似问题”的误识，对“摸着石头过河”的无视，所谓“发展模式”也就成了既背离历史事实、 又脱离当代实际问题、更有悖历史发展逻辑的纸上谈兵。

　　一、专制帝国的改革悖论

　  探讨清末新政为什么失败，虽然有其学理上的价值，实际上却是谁也改变不了的“无可奈何”——中外史上专制帝国的改革都难逃失败的命运，鲜有成功的范例。 像清末改革引发革命最终导致政权垮台，在世界上是不乏其例的。法国大革命前的路易十六改革，沙俄尼古拉二世时的斯托雷平改革，伊朗国王巴列维的“白色革 命”改革，以及二十年前苏联戈尔巴乔夫与东欧几个国家的改革，都是统治者自上而下发动的改革，都在改革中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成就，最终政权都垮台在改革引发 的革命中，成为专制帝国改革多以失败告终的例证。萧先生从清末新政破产概括出“专制帝国的改革为何难以成功”这样的命题，是很具典型代表意义的，但他对这 个问题的解答却并未揭示出“专制帝国改革为何难以成功”的根本原因，所列举的几条失败的原因，像权威流失、政权的社会整合能力丧失、改革幅度过大、改革速 度过快、不能把握最佳时机、改革的上下共识等等，并非是所有改革者无法克服的困难，因此也就很难抽象为“专制帝国的改革为何难以成功” 的通论。其归咎于最高统治者能力、才干，及政治智慧欠缺的说法，也不符合领导改革的那些政治家的本来面目。例如缺少“高明的政治领袖”、缺少“能阔视远想 的强势人物”、缺少“彼得大帝式的统治者”、缺少有“道德人格力量、政治智慧和国际经验”的政治家——这样的归纳，不过是以胜败论英雄、对那些改革失败的 统治者的一言以蔽之。那些推动改革的统治者虽然失败了，但就发动改革这一点也可看出其绝非等闲之辈，都是深谙国情、熟悉时势走向的政治家。他们的失败虽然 有着各种各样的客观原因，但都像萧先生所说的“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自己发动了改革又失败在改革上，说明他们有着相同的不可逾越的个人障碍。唯其这一 “障碍”才是他们失败的根本原因，是“专制帝国的改革为何难以成功”的共同答案。至于社会缺少多元化、统治者与全社会未能达成改革共识这样的“原因”，其 实是改革的目的，怎么会成为改革失败的原因呢?

　  事实上，所有改革运动都是历史演变的结果，都是社会需要改革又产生了改革家的时期。凡能领导国家与社会进行重大改革的统治者都不是庸才，即便是被后人颇 多诟病的慈禧太后，虽然顽固守旧，但在晚清遭遇一系列的奇耻大辱后，她毕竟认识到不改革便不能摆脱贫弱无力、落后挨打的局面，甚至不改革，满清江山都难保 住。一个明白无误的事实是，被萧先生称颂不已的清末新政基本上是在慈禧太后的领导下实施的，也就是说“新政明确的现代化导向，……各项现代化政策……长达 十一年的……中国实质性的深刻变化”，是在慈禧太后主政下出现的。实事求是地说，中国近代民族资本工业是在清末新政时期发展起来的，有史可查的是，这个期 间民族工业以年平均百分之十五的增长率发展，这在当时堪称奇迹了。让人匪夷所思的是，萧先生在赞扬清末新政以后，又莫名其妙地批评新政大权掌握在载沣这个 “判断能力差，意志薄弱，外交知识贫乏，智力平庸”的“平庸之辈”手中，以致于造成清末改革的悲剧命运。这样的批评，不仅与历史事实不符——载沣不过是慈 禧手下一个听命的工具，谈不上执掌新政大权，也是崇尚英雄史观的萧先生不能自圆其说的。其实萧先生在谈清末新政失败——“专制帝国的改革为何难以成功” 时，所看重的统治者的能力、才干和政治智慧的英雄史观，可以套用在所有历史事件上，成为这些历史事件成功与失败的“原因”。在“人治”的专制帝国里，握有 至高无上权力的统治者不仅可以决定人的命运，甚至可以决定国家、决定历史的命运。这是大家都明白的常识，常识说多了，就成了“正确的废话”。

　  当我们沿着这个思路对清末新政深究下去的时候，就不难发现，清末新政中的统治者们不愿放弃“祖宗之法”，不愿放弃既得利益，不愿放弃享用的特权，不愿放 弃手中的权力，不愿放弃受到荫庇的旧体制。唯其这些“不愿放弃”，才使清末改革不能从正义出发、从公正做起，才使清末新政一波三折，最终裹步不前;才使改 革变成了有名无实的装点门面，才出现了人们批评的“虚假改革”、“换汤不换药的内阁”，才使清末新政的深化改革错过了最佳时机。清末改革的搁浅——即后人 所说的政治改革不作为，致使腐败愈演愈烈，先前的潜规则成了“明码标价”;过去的地下交易，成了公开的生意，几乎所有的王公大臣、所有的官员都在以权谋 私，都在做权钱交易的买卖，都在不择手段地敛财。于是清末新政在创造了经济成就的同时，也造成了民情义愤、天怒人怨，国人从拥护新政，变成了对新政的强烈 不满，最终对统治者绝望，革命终于不可避免。前述几个失败的专制帝国改革，像清末改革一样，都经历了“人民拥护改革——人民反对改革——人民推翻领导改革 的政权”这样一个悲壮的过程。于是，萧先生提出的“专制帝国的改革为何难以成功”便明晰起来：专制帝国里推动改革的统治者看不到社会是一个由政治、经济、 文化诸方面组成的不可分离的整体，任何一部分的变化都是以其他部分的相应变化为条件的，否则社会必定失衡。统治者只看到经济改革带来了市场繁荣，增加了社 会财富，增加了财政收入，却看不到这种经济变化必须有政治的相应变化(改革)为保障，才能使社会处于正常平衡的发展状态。没有政治的相应变化，“经济发 展” 必定造就权钱交易的广阔空间，社会因此必定出现不稳定。所以改革最忌“孤军深入”，在经济改革的同时必须推动政治改革。由于改革的本质内容与要害问题是利 益与权力的重新分配，所有改革最终都会改到改革者自己头上——这便是许多学者所说的决定改革生死存亡的“坎”。这道“坎”意味着改革成功与失败的关键在于 能否从正义出发、从公正做起重新划分利益与权力，即领导改革的统治者能否放弃既得利益与权力。但是这些统治者无一例外地都在这道“坎”前停步了，都“不愿 放弃”，他们无法改革自己，就像人无法将自己提起来一样。他们无力迈过这道“坎”，失败是他们的宿命。所以说，专制帝国的改革都失败在改革者自己手里。学 界经常提到的“改革的悖论”，其要义就在这里。

　  虽然有极少数统治者——例如菲律宾的马科斯、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等自上而下发动的改革当时没有导致政权垮台，但其跛足的改革造成了社会失衡：权钱交易猖 獗，权贵利益集团发达，贫富差距悬殊，大多数人民沦为无产者、失业者，社会长期动荡不安，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中，这样的改革对“最广大人民群众”来说不 啻为一场灾难，已经不是通常所说的进步意义上的改革，而是专制政体在经济上的进一步垄断，使其统治得到强化。不过，几年后，他们的政权终归还是难逃垮台的 命运。

　　二、权威主义的经济神话

　  二十世纪的专制与民主、独裁与共和、极权与民权的共同存在创造了人类史上最光怪陆离的时期，套用狄更斯的“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智 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头;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这样丰富的语言也不足以概括这个期间云谲波诡、天上人 间的大千世界：日新月异的科技进步使先人幻想的千里眼、顺风耳、上九天揽月、下五洋捉鳖，都变成了现实，在没有战火和天灾的“通往奴役的道路”(哈耶克 语)上，竟留下了饿殍遍野的悲惨景象;政治家的自私贪婪和权大无边的狂妄使人类经受了空前规模的世界大战的灾难;联合国、货币基金、世贸、世行……等国际 组织，使人类的各项活动日渐趋向和平共进，全球化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资本主义没有像预言的“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相反还蒸蒸日上。没有第三世界生 活经历的亨廷顿们，自以为是地在隔岸观火中给发展中国家指引道路：政治权威——社会稳定——改革开放——现代化。于是权威主义被东方学界一些惯于条陈奏折 的知识精英们奉若神明，为发展中国家的改革指点迷津。

　  实质上，权威主义既不是哲学原理，也不是思想理论，更不是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路径，权威主义的最高原则是“稳定压倒一切”——但正如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 所指出来的，稳定固然可以在相当长时间内维持，但同时也可能造成严重的社会溃败，即社会肌体的细胞逐渐坏死，机能丢失。一切为稳定让路，结果是许多该做的 事无法做。由此一来，悬殊的贫富差距必定引起人们的不满，出现不稳定现象;而改革带来的温饱解决后，人们开始在精神上政治上要求有更多的自由和发言权，这 是某些人不能答应且认为是最不稳定的因素。于是，权威主义提示：用各种手段加强统治者的权威，强化统治力量，以保证政治稳定、社会稳定。这些手段不仅有法 律，还有随时出台的法令，随机发布的行政条例，必要时调动军警力量，以加强对社会各方面的控制，把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中，达到“维稳”的目的。权威主义 之所以被萧功秦认为是发展中国家的唯一选择，源于这样的“发展逻辑”：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没有比吃饭更大的问题了，民以食为天嘛。要解决吃饭问题就要发展 经济，要发展经济就要先维护社会稳定，要维护社会稳定就要依靠拥有权威的统治者才能实现，所以应该拥护权威，应该崇拜权威主义。萧先生为发展中国家设计的 发展模式：“新权威——政治稳定——社会多元化——约定俗成的契约意识——民主政治”，从对这个模式的解释中可以看出，萧先生认为权威主义是可以发展经济 的：因为亚洲个别后发展国家的经验是权威主义开放了市场，带来了“市场经济”，于是经济社会出现了一定的活力，经济繁荣起来，物质丰富了许多。萧先生还想 说：清末时民族资本工业的蓬勃发展，不就是统治者开禁，在垄断的国有经济中裂开一道缝，让民族资本创业出现的?然而萧先生在竭力推崇权威主义的同时，却忘 记了发展中国家昔日的经济匮乏、人民贫困、国家贫弱，正是权威主义统治下的经济垄断限制了自由、扼杀了活力、杜绝了竞争、闭塞了流通，造成了市场萧条的结 果。对此，发展中国家的人民都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作为历史学者的萧先生在文章中怎么可以有这样的“历史空白”?这样把权威主义与经济发展扯到一起，不仅 不能让人信服，凡是过来人都是深以为警觉的，因为他们吃尽了权威主义在经济领域肆虐的苦头。何况经验和常识告诉人们，权威主义与发展经济之间并不存在逻辑 关系，不管怎么论证，都不能自圆其说。萧先生的过人之处是，权威主义在他设计的模式中有一个前置词：“新”，所谓新权威主义、新权威，这个“新”的唯一含 义就是权威主义者看到了市场才是走出困境的出路，看到了市场经济的巨大能量和作用，这是新权威与旧权威的根本区别。于是，具有权威主义特色的“市场经济” 给长期封闭、停滞、萧条的市场吹进了新风：当消费产业、消费产品、消费市场、农产品、价格一放开，经济繁荣奇迹般地出现了。不过这种“经济奇迹”并非像像 权威主义者喋喋不休的是东南亚某国的经验，远在四十多年前，伊朗国王巴列维已经用他的伊朗特色的“帝国市场经济”创造了，只是巴列维因其特殊的国情，被宗 教势力推翻了，无法记入权威主义的经验簿上罢了。新权威创造的“奇迹”没有什么奥秘：当市场部分地放开以后，长期在专制帝国垄断经济中受尽贫困折磨和精神 压抑的人们，其天生的“致富欲望“(马克思语)像开了闸的江水般汹涌成经济社会微观层面上蓬勃的生机和旺盛的活力，这才是国家财富源源不断的活水源头，是 新权威创造“经济奇迹”的基础。但这种“经济奇迹”的好景不会太长，因为新权威仍控制着资源，仍垄断着资本市场，垄断着金融，垄断着证券，垄断着关系国民 经济命脉的上游产业。于是，新权威领导的“市场经济”出现的生机和活力，出现的中小型企业，在短短几年的风光后日渐被“垄断”所吞没。何况政府永远热衷于 用权力的大手笔创造“经济奇迹”，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制造了泡沫，这些泡沫一有风吹草动就会破灭，于是危机必然出现。萧先生不应忘记，曾被权威主义者奉为楷 模样板的东南亚诸国，辉煌了不几年就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被金融危机一夜间摧垮，某国总统在本国经济瞬时跌入深渊中骂金融大鳄索罗斯偷袭，骂西方财团贪婪。这 个义愤填膺的新权威似乎不懂得商场如战场，骂商人贪婪，犹如骂小偷盗窃，骂强盗抢劫，不是很无知吗?作为过来人的萧先生，似乎直到今天仍未从东南亚新权威 样板的神话破灭中醒悟过来，并未反思新权威的权大无边——政府进入市场“发展经济”造成了虚假的经济泡沫，才使国民经济不堪一击。要不，萧先生怎么会在今 天又操起二十多年前一度聒噪学界的权威主义崇拜，为处于改革困境中的今日中国设计出同出一辙的“发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