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溯历史，流言曾经造成严重的国家级事件。

　　1768年，正值康乾盛世顶峰，这年春天，江南发生了几起“叫魂”案。

　　江西小县德清，某人把仇家的姓名八字写在纸上请一个木匠用木桩打入水底而企图置仇家于死命。一些流浪汉偷剪别人的发梢或衣角，即做魇胜之用。这引起了乡民的恐慌，石匠、乞丐、游方僧等高度怀疑对象，或被扭送官府、或被扭打至死。

　　流言和恐慌传播的速度极快。6月，“叫魂”谣言已经越出长江扩散到了近千里外上游城市的汉阳府。至初秋蔓延到华北，再向西行进，于10月在陕西境内出现。在半年时间里，“叫魂”这个幽灵就盘桓在了大半个中国。

　　这个既无实际伤害，又无政治企图的流言，却触发了君主弘历的敏感神经，他一口咬定妖术背后存在政治风险，并一手策动了全国性的除妖运动。

　  3个月来，军机大臣们忠实地推动了对妖术的清剿。可是他们沮丧地发现，最后只剩下一大堆混淆不清的伪证，没有头绪的琐屑细节，以及许多不明不白毙命的囚 犯。官僚集团开始怀疑妖党是否存在，军机处的介入，使得真相大白：“所谓的‘叫魂’妖术只是产生于无知又滋长于嫉恨的一个幽灵⋯⋯至此，本书故事中最初出 现的那些角色──既包括受害者也包括施害者──终于都如释重负地退出了历史的记录。”

　　故事讲完了，深思不能就此打住。美国汉学家孔飞力调度着卷帙浩繁的奏折、上谕、史料，条分缕析，织锦般还原了历史事件，并得出信息掌控与政治能力一致性的结论。这就是其口碑极高的著作《叫魂—— 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

　　对信息匮乏与失真的补救

　  大清帝国的根基，原来脆弱得经受不起一缕“叫魂”的风。江西德清一句坊间流言，被逐级放大后，竟然搅动了一个庞大帝国的官场，各种行政常规，田赋、科 举、河工、盐政、肃贪，都要为其让路，国家机器哗啦啦地开动起来，为其让路，全国大部分地区都感受到了这股妖术气流带来的震动。

　　将这缕风逐级放大的信息流通道有两个：一是乾隆时期经济发达，民间因商业需要而建立的几乎覆盖全国的信息网络;二是清政府内部的通讯体系。

　　政府通讯体系所依存赖的组织，是典型的科层制。清朝基层的政权是州县，他们原则上是不能越级同皇帝直接对话的，省级以上的督抚拥有这种权利，也有义务向皇帝本身报告自己负责的地方的情况。

　　按照制度设置，他们的折子先交到军机处(秘书机构)，军机大臣们在对报告做了初步的判断后，把他们认为重要的报告交给皇帝，通常也附上自己的处理意见，皇帝往往也就根据折子处理意见做出批复。从这个过程来看，显然，皇帝所能得到的，只是官僚希望他得到的信息。

　　乾隆很深刻地意识到了自己在信息流通领域内的不利地位，并且采取了许多反措施来对付官僚们的颟顸甚至是有意的隐瞒。

　  皇帝掌控信息的途径又在常规渠道之外开辟机要渠道，即皇帝和各省长官之间的个人通讯热线。密折由具折人的私人仆从或驿吏秘密送到皇帝御前，不经过中间官 僚。上折人是皇帝特许的部院大臣、封疆大吏和科道，后来放宽到道员以上。密折放在专用的折匣内，甚至加上西洋锁，钥匙皇帝和具折人各一把，他人不得开阅。

　　各省的清剿奏章雪片般的飞抵乾隆的御前，在加上他的御批指示后又迅速回到奏报人手中，驿路梨花纷飞，一骑绝尘，一只沉甸甸的木匣，里面装着这个国家最高机密。

　  这种体制外或半体制外的制度，以自己比较私人的方式直接获得信息或情报，从明朝开始实行内阁(即清之军机处)制度开始，便建立了起来。明朝更侧重于密探 制度，即有名的东厂、西厂。清朝皇帝努力建立与地方大员的类似私人性质的“恩情”关系，并鼓励他们直接上“密折”，力图避开制度获得更可信的信息。

　　一旦升为省级官僚，便标志着他们同皇帝之间建立起了一种以忠诚和依靠为特征的特殊关系。1768年中国的行省官僚是一个由63人组成的很小的精英圈子，弘历通过朱批奏折操纵和牵引他的精英官吏。

　　千古胶着的信息控制与反控制

　  乾隆从一开始就对这样一场包含内外两条战线的清剿倾注了全副的精力和热忱。他坐镇北京和承德行宫，通过与各省督抚间的秘密通讯渠道，直接指挥着各省的清 剿。乾隆运用其君主权威和帝王手段对他的督抚们不停地激励鞭策和训斥威胁，把这场两条战线的清剿上演得有声有色，紧张激烈。

　　从表面上看，皇帝处于科层制组织的最高层，又处在信息流通的中枢位置，他所掌握的信息应该比处在基层的官僚更全面、更准确。

　　恰恰相反。这个金字塔尖的位置恰恰使他处于被蒙蔽的位置。

　　一方面是君主企图通过控制信息来掌控官僚阶层和百姓;另一方面，官僚阶层通过截流信息来回避君主。在民众和最高统治者之间，信息的传递遇到了官僚阶层强有力的阻遏。

　　他们“谨慎地隐匿情报，小心地自我保护，隐瞒真相以掩盖人际关系，百促不动以墨守常规程序。一个普通的清代官僚即便并非故意设置障碍，仅以他日常的贪渎和欺饰，就足以让任何一个君主大伤脑筋”。

　  地方官在处理这些事件时的一般原则是就事论事的，如果没有出人命，就大体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社会动荡。这就是为什么在叫魂危机发生 的最初两个月里，没有一个官员主动向乾隆皇帝报告过地方上发生的妖术恐惧。各省官僚的这种默契，织成了一张官官相护的网络，共同对皇帝封锁消息。

　　最初，官僚们是有意无意地不让皇帝本人知道有巫术事件在地方发生;而后，当皇帝已经知道了这件事情，官僚们又极力让皇帝相信，这些事件是孤立的，地方性的;后来，当皇帝已经强势介入，官僚们仍然尽力地通过过滤信息引导皇帝做出和他们自己一样的判断。

　　在清政府的政治体系中，官僚不仅是贯彻皇帝意志的工具，也是皇帝获得他的帝国所发生的一切事情的信息的根本渠道。他只有根据官僚们给他的信息来做出判断和决策。

　　君主通过常规考评制度、私人亲信的秘密奏报、恩典庇护和法律制裁等加强对官僚的控制，而官僚集团则借助信息的截流、转移视线、集团内统一步调、将事件导入到常规化的安全轨道等来进行反控制。这是一场千古胶着的信息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