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制度”决定之下，皇族们展开了激烈的生殖竞赛。到明朝末年，朱元璋的子孙已繁衍至100万人之多。作为大明王朝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团，皇族确实是“最幸福”的群体。但李自成兵锋所至，朱姓王爷几乎没有人能活下来。明皇族两百多年的狂欢宴席，原来不是免费的……

　　明皇族的人口爆炸

　　大明弘治五年底，山西巡抚杨澄筹向皇帝汇报了一个令人吃惊的消息：居住在山西的庆成王朱钟镒又一次刷新了朱元璋家族的生育纪录，截至这年8月，他已生育子女共94名。

　　朱樘览奏只能苦笑着摇摇头。他有点好奇，这些王爷能记清自己的儿女吗?

　  这确实也是明代中叶以来许多王府遇到的难题。庆成王的儿子们也大多继承了父亲出众的生殖能力，比如他的长子的儿女总量后来也达到了70人。庆成王在儿女 数创纪录的同时，孙子辈的人数已经达到了163人，曾孙辈更多达510人。就是说他的直系后代这一年已达767人，再加上众多的妻妾女眷，整个庆成王府 中，“正牌主子”就1000多人。庆成王肯定无法认全记清所有家庭成员。除非给儿孙妻妾们编号统计，否则很难想象他如何管理这个庞大的王府。

　  正如朱樘所料，朱钟镒生殖冠军的称号不久之后就被他的一位后代，也就是另一位庆成王所夺取。这位庆成王光儿子就多达一百余人，以致出现了这样的尴尬场 面：每次节庆家庭聚餐，同胞兄弟们见面，都要先由人介绍一番，否则彼此都不认识。正所谓“每会，紫玉盈坐，至不能相识”。到了正德初年，庆成王府终于弄不 清自己家的人口了，焦虑地向皇帝上奏：“本府宗支数多，各将军所生子女或冒报岁数，无凭查考，乞令各将军府查报。”

　  庆成王一府的人口增长，仅仅是明代皇族人口爆炸的一个缩影。朱元璋建国之初，分封子孙于各地，“初封亲郡王、将军才四十九位”。这些王爷好比种子，一二 百年过去后，在各地繁衍出的数量十分惊人：山西一省，洪武年间只有一位晋王，到了嘉靖年间，有封爵的皇室后代已增长到1851位。洪武年间河南本来也只有 一位周王，到了万历年间，已有了5000多个皇族后代……据明末徐光启的粗略推算，明宗室人数每30年左右即增加一倍。而当代人口史学者推算的结果是，明 代皇族人口增长率是全国平均人口增长率的10倍。查明代皇家档案也就是玉牒上正式收录的人数，洪武年间是58人，到永乐年间增至127人，到嘉靖三十二年 增至19611人，而万历三十二年又增至8万多人。(陈梧桐《洪武皇帝大传》)这还仅仅是玉牒上列名的高级皇族数目，不包括数量更多的底层皇族。据安介生 等人口史专家推算，到明朝末年，朱元璋的子孙已繁衍至近百万人之多。与此相对照，虽然“爱新觉罗”氏不是从努尔哈赤算起，而是从其父塔克世算起(源头数量 比明王朝多了数倍)，而且明清两朝的存活时间大致相当，但清朝末年爱新觉罗氏的成员数量是29000人。

　　事实上，朱元璋子孙数量的急剧膨胀不但在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也是世界人口史上的一道风景。各地长官惊慌地发现，本省的财政收入，已经不够供养居于此省的皇族。

　　朱元璋种下的恶果

　　人口如此急遽膨胀，是由于背后强大的制度驱动。

　　朱元璋在历史上留下的形象至为冷酷。他对百姓、对大臣、对故交、对妻妾，都冷血无情。唯有在自己的子孙面前，他却满面慈祥，温柔体贴得无以复加。为了确保子孙们生活幸福，他绞尽了脑汁。

　　开国不久，还没来得及大封功臣，他便急不可待地把所有儿子都封为亲王，虽然他最小的儿子那一年刚刚一岁。他规定皇族子孙不受普通法律约束，不归当地官府管制。诸王的府第、服饰和军骑，下天子一等，公侯大臣见了都要“伏而拜谒”。

　  朱元璋给大明王朝的官员们制定了中国历史上最低的工资标准，给自己儿孙们制定的俸禄标准却唯恐不厚：皇子封为亲王后年俸万石，是最高官员的近七倍，还不 包括大量的土地等其他各种赏赐。为了让后代们充分享受幸福，他规定皇族不必从事任何职业。每一个皇族后代，所有消费需要都由国家承担：10岁起开始领工资 享受俸禄，结婚时国家发放房屋、冠服、婚礼费用。死时还有一笔厚厚的丧葬费。这种无微不至的“爱护”，在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以至于明人不禁感慨，“我朝 亲亲之恩，可谓无所不用，其厚远过前代矣”。

　  朱元璋的皇族政策，只有一个漏洞，那就是他幻想着可以通过藩王掌握军队来捍卫朱家天下的安全，结果自永乐年间起，亲王引兵作乱不断。此状况导致明朝历代 皇帝不断致力弥补这个漏洞。皇帝们一方面保证皇族生活的穷奢极欲，另一方面则极力强化对皇族特别是藩王的控制。到明代中后期，这种控制达到了匪夷所思的程 度：为了怕王爷们联合地方势力作乱，后代皇帝规定，亲王们终生只能生活在王府里，若想出城遛遛弯，得专门派人千里迢迢向皇帝本人递出申请。如果没有皇帝的 亲自许可，亲王连出城扫墓都不行。为了防止亲王们有串通的机会，后代皇帝又规定，亲王们终生不得相互见面，这就是著名的“二王不相见”。

　  在这种情况下，各地王爷们被剥夺了几乎所有的自由，成了高级囚徒。由于不能从事任何社会职业，他们增加收入只有一个渠道，那就是多生孩子。因为多生一个 孩子，国家就按等级多发放一份俸禄。所谓“宗室年生十岁，即受封支禄。如生一镇国将军，即得禄千石。生十将军，即得禄万石矣……利禄之厚如此，于是莫不广 收妾媵，以图则百斯男。”

　  “利之所在，人争趋之，如水之就下，不可止也”。在“制度”决定之下，明代中后期开始，皇族们展开了激烈的生殖竞赛。各地王爷们在床上拼命播撒种子，为 了多生孩子招纳妻妾，强抢民女。他们把妻妾们的生理期编列成表，按期临幸，以求提高效率。在紧锣密鼓的床笫战争中，生育纪录一次次被刷新……

　　地方最赚钱的行业，都被皇族垄断

　  多子多福，本来是中国人的不二信条。挥霍和生殖，又是朱元璋给自己子孙规定的光荣任务。所以，朱氏皇族生得理直气壮，生得光荣坦荡，生得痛快淋漓。然 而，对大明王朝的其他成员来说，皇室生育纪录的一次次刷新，可不只意味着为茶余饭后的八卦闲聊增添材料——它更意味着每个老百姓负担的一次次加重。

　  王爷的增加，必然导致王府的增加和圈地的扩大。天下最好的土地越来越集中到皇族手中。明代中叶之后，全国人均土地不断下降，而同时，皇族占有土地却迅速 扩大。许多王府拥有的土地动辄万顷：景王、潞王在湖广等地庄田多达4万顷，福王庄田 2万顷，桂王、惠王、瑞王的庄田各3万顷。吉王在长沙，有地七八十万亩，长沙、善化两县田地的40%也归吉王所有。河南全省土地，居然有一半归各王府所 有。皇族们的俸禄直接来自各地的财政收入，皇族人口的几何式增长，意味着财政支出几十倍、上百倍的增加。山西晋王府，明初只需年俸1万石，到了嘉靖年间， 增长到87万石。河南周王府，由1万石增长到69万石。湖广楚王府，由1万石增长到25万石……国家财富分配中，权贵们的比重迅速扩大，而底层百姓的生存 空间不断被压缩。这片江山上的亿万人民存活的真正意义，历来就是给一家一姓提供膏血。这本是中国政治的题中应有之义，大明王朝的臣民对此也充分理解。然 而，朱氏一家的生育率之离谱造成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局面：从明代中期开始，各地的长官惊慌地发现，他们本地的财政收入，已经不够供养居住在本地的皇 族。比如山西地方财政收入为152万石，而山西王爷们每年消耗的俸禄为312万石。河南年财政收入为84万石，而需要供给王爷的是192万石。嘉靖年间的 大臣们纷纷焦虑地指出，不久之后，以中国之地大物博，竟然可能举全国之力，也无法养活这一家一姓的荒唐场景：“王府将军、中尉动以万计，假令复数十年，虽 损内府之积贮，竭天下之全税，而奚足以赡乎?”“将来圣子神孙相传万世，以有限之土地，增无算之禄粮，作何处以善其后?”

　  这仅仅是皇族们招致民怨的一个原因。事实上，中国老百姓都特别“通情达理”。江山是人家老祖宗提着头打下来的，是用千万个人头换来的。所以，人家的后代 享受一下特殊待遇，天经地义，理所当然。问题是，国家规定已经如此优厚，皇子龙孙们犹有不足。他们运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和影响力，把触角伸向一切有油水的领 域，无利不取，无所不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