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留苏不归

　　近代中国有过多次留学运动。辛亥革命前，大批爱国青年赴日，企图学习日本维新致强经验;五四运动后，大批爱国青年赴法勤工俭学，企图直接学习西方先进文化;大革命时期，不少爱国青年赴苏，企图学习俄国革命经验。1925年10 月，经蒋介石批准，16岁的蒋经国和其他90个年轻人一起赴苏。当年10月1日，蒋介石日记云：“复谕经儿，准其赴俄留学。”

　  蒋经国到达苏联后，进入莫斯科孙中山大学。12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2月，蒋经国写信给父亲，批评来信“不脱离宗法社会的语意”。蒋 介石不以为忤，回信表示：“你的进步我以为很大，你的思想、语意统统是对的。”信中还说：“中国革命如能成为世界革命之一部分，这样革命才有意义，否则不 能说是革命。”这以后，蒋介石得悉儿子已经加入共青团，写信勉励他以共产主义为事业，函称：“我虽然未加入共产党，而为纯粹的国民党员，但我自认我一生的 事业是在革命。所以我们父子两人始终是立在革命战线奋斗的。我对于你，名称虽为父亲，在革命上说起来是一个同志，我实在是满足的。”6月，蒋经国写信向父 亲报告学习情况，蒋介石觉得信写得不错，“文理甚有进步”，高兴之馀，特别将信递给张静江阅读。不久，北伐开始，蒋经国曾以《中国北伐的目的及其最后的成 功》为题，在莫斯科群众大会上演讲，受到热烈欢迎。此后，他被孙中山大学的联共支部书记视为“有训练的马克思主义者”。

　  转眼就是1927年。这年2月1日，蒋介石还曾致函经国，鼓励他毕业后“仍在苏联继续学习”，看不出会有大的政治动作。但是进入4月，蒋介石却通过白崇 禧在上海收缴工人纠察队武装，发动反共政变。这对于蒋经国宛如晴天霹雳，但他转变得很快，马上带头鼓动学生到莫斯科共产国际大厦前游行，并在报纸上公开发 表文章谴责：

　　蒋介石是我的父亲和革命友人，现在却是我的敌人。几天前，他已经不再是革命党，成了反革命分子。他对革命说尽好话，时机一到却背叛了革命。

　　自然，蒋经国的这一表态得到了苏共和在莫斯科的中共党人的充分肯定，一度被他的同学们称为“敬爱的人”。不过，几个月之后，他又在秘密鉴定中被认为“政治上不坚定，犹豫不决，需要长期特别的政治监视”。

　  在孙中山大学学习期间，蒋经国受校长拉迪克和施凯德教授等人影响很深。他们告诉蒋经国，“托洛茨基是位勇敢的革命志士”，“托洛茨基的学说是最进步 的”。年轻的蒋经国也很欣赏托洛茨基的名言，“以革命的火炬烧掉旧世界”。他不仅沉迷于托派的激进革命理论，而且加入了托派秘密组织。斯大林曾应邀到校演 讲，批判托派的错误。蒋经国听过报告之后，没有觉得托派错在何处，仍然继续进行反斯大林的活动。1927年12月，联共(布)召开第15次代表大会，开除 托洛茨基等人的党籍，蒋经国这才承认错误，退出托派。

　  据蒋经国自述，他从孙中山大学毕业后，曾申请归国，但未被批准，他便申请加入红军。1928年，蒋经国以“最优秀的五名学员之一”的优异表现，被保送进 入列宁格勒苏联红军军政大学。在演习中，他曾担任过连长、团长、及师参谋长等职。1930年3月28日，被批准成为联共候补党员。同年7月，蒋经国从军政 大学毕业，被派到工厂实习。1931年，因在公开会议上批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被送至莫斯科郊外的石可夫农场劳动。次年，苏共又应王明要求，将蒋经 国送到西伯利亚的一座金矿做工。1932年11月，蒋经国到乌拉尔山附近的一座重型机械厂当技师，后升任助理厂长和当地《重工业报》的主编。1935年3 月，和同厂的女工芬娜结婚。同年12月，长子蒋孝文出生。

　  蒋经国有过回国的念头。1934年12月，苏联内务部乌拉尔分部主任李希托夫找蒋经国谈话，告诉蒋：“中国政府要我把你送回去。”当蒋经国为之精神一振 时，李希托夫又告诉他：“最后决定权当然在我们。我现在要你写份声明给外交部，告诉他们说你不愿意回国。”后来，蒋经国奉命和中国大使馆的一位书记谈话， 蒋当然不敢透露想回国的愿望。1935年1月，共产国际将蒋经国召到莫斯科，王明告诉蒋经国，中国最近谣传你在苏联被捕，要蒋写信回国，告诉母亲，自己在 苏联完全自由。王明拿出了一份代拟的信件，蒋经国觉得并非己意，拒绝签名。后来苏联内务部长和王明商量，同意蒋经国另写一信，蒋经国仍然不敢透露自己想回 国，只含蓄地写了一句：“我没有一天不想吃点久未尝到的家乡小菜。”从莫斯科回到乌拉尔后，蒋经国曾经通过一个名叫陈甫玉的华侨帮他带一封信给蒋介石。一 个月后，陈的妻子告诉蒋经国，陈甫玉已经在距离中苏边境只有几里的赤塔被捕。大概即在此后，蒋经国曾一度被取消候补党员资格。苏联有关方面的结论是：“我 们不要忘记，蒋经国是蒋介石的儿子。”

　　1936年12月，蒋经国申请成为联共正式党员。他在自传中表示，如果将来有机会碰到蒋介石，要“给他和他的党羽严酷的惩罚”。同月15日，蒋经国被接受为第四类布尔什维克党员。所谓第四类，指的是“人民敌人”的子女。这说明，他是被作为特殊情况处理的。

　　拒绝以承认《伯力协定》换取蒋经国

　　尽管蒋经国痛骂蒋介石，宣布与其断绝父子关系，但是，他是蒋介石的亲生儿子，留苏不归，蒋介石还是怀念他的。

　　蒋介石对蒋经国的教育很重视，亲自为他制订课表，聘请老师，选择学校，写信指导。

　　1920年11月30日，蒋介石与人谈起对经国的教育，觉得母亲的话很“陈腐”，深恐贻害经国，谈起来有痛心之感。蒋介石是孝子，在日记中批评自己的母亲，这是很少见的。

　　1922年9月，蒋经国考入上海万竹小学四年级，蒋介石感到喜慰。当日致函儿子，要他每日写楷书一二百字，用心学习英文。13日，又再次致函，要他勤奋读书、习字，熟读《论语》、《孟子》等“四书”以及《左传》、《庄子》、《离骚》等书。函称

　　：“目今学问，以中文、英文、算学三者为最要，你只要能精通这三者，亦自易渐渐长进了。”

　　此后，蒋介石虽然公务日渐繁忙，但还是不断给经国写信，或给予鼓励，或给予指导。1923年11月，蒋介石正在莫斯科访问，于27日致函，鼓励他学英文要勇于开口

　  ：“凡是所学的东西，总要能够应用才好。如其单是牢记其方法成句，而不能应用，那学问也就枉然了。”1924年5月，蒋介石正在广州创办黄埔军校，于1 日寄函，询问其是否曾看《曾文正家训》。月底，又致函称：“曾文正公言办事、读书、写字，皆要眼到、心到、口到、手到、耳到，此言做事时，眼、心、口、 手、耳皆要齐来，专心一志，方能做好。”

　　蒋介石之所以对蒋经国的教育抓得如此之紧，说明眷爱之深与期望之大。蒋经国留苏不归，久无音讯，蒋介石盼望儿子归来，自是人之常情。但是，此后一段时期中苏关系的恶性发展，使蒋介石感到蒋经国归来希望很渺茫。

　  国共关系破裂后，斯大林和苏共中央经过多次讨论，决定支持中共组织武装暴动，在广州建立工农兵苏维埃。1927年12月，苏联驻广州副领事哈西斯及领事 馆工作人员乌科洛夫、波波夫等人参与广州暴动被杀，南京国民政府发布断绝邦交令，宣布撤销驻在各省的苏联领事馆，各地苏联国营商业机关一并停止营业。

　  1929年7月，在南京国民政府“革命外交”的氛围中，张学良以武力强行收回当时为苏联掌握的中东铁路部分管理权。17日，苏联政府宣布从中国召回所有 官方代表，要求中国外交官迅速撤离，断绝外交关系。9月至11月，“苏联特别远东集团军”进攻中国东北军，东北军战败。12月22日，东北地方当局代表蔡 运升受南京国民政府委派，与苏联代表谈判，达成《伯力协定》。事后，南京国民政府国务会议认为，《协定》的范围超出了中东路问题本身，涉及通商、恢复使领 馆等须由中央“直接交涉”的问题，属于“逾越职权”，不肯批准。

　  中苏断交，蒋经国归国的希望断绝。有时，蒋介石就自我安慰，以党为家，以黄埔军校的学生为子，要“家”干什么。1930年10月31日，宋蔼龄偕子女到 奉化溪口，与蒋聚会，两家团圆欢愉之际，感觉缺少经国，宋蔼龄便向蒋介石建议，考虑承认《伯力条约》，为营救经国归来留下余地。蒋介石决然回答说：“

　　伯力纪录无异亡国，余宁牺牲一切，虽至灭种，亦誓不承认也。”次日，蒋介石、宋美龄陪宋蔼龄拜谒蒋母墓地，再次讨论营救蒋经国回国一事，蒋介石的回答却是“不宜操切”。自然，换取蒋经国归国的问题就无法谈起了。

　　蒋介石虽然拒绝了宋蔼龄以承认《伯力协定》交换蒋经国的建议，但是，他对蒋经国的思念却有增无减。由于蒋母已去世多年，蒋经国又是蒋母疼爱的长孙。这一段时期，蒋介石对儿子的思念经常和对母亲的思念糅合在一起。如1931年1月25日日记云

　　：“少年未闻君子大道，自修不力，卒至不顺于亲，不慈于子，至今悔之不及。” 同年12月3日日记云：“近日思母愈切，念儿亦甚。中正罪孽深重，实无颜以对父母也。”古语云：“夫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蒋介石是儒学伦理的遵奉者，他担心蒋经国死在异国他乡，将来自己去世后，无颜见双亲。

　  这之前和之后的一段日子，大概是蒋介石一生中最倒霉的时期之一。由于软禁胡汉民，汪精卫、孙科等在广州造反，另立国民政府;由于采取不抵抗政策，日寇轻 易地占领了东三省。因此，蒋介石不得不考虑引咎辞职。正像他在日记中所述，心情极度悲凉。思母、念儿、忧时三者常常结合在一起。如：1931年12月14 日晚，蒋介石想起第二天就是母亲诞辰，心中悲伤，日记云

　　：“夜梦昏沉，对母痛哭二次。醒后更悔不孝罪大。国乱人孤，但有痛楚而已。”12 月15日，蒋介石向国民党中央提出辞呈，要求辞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陆海空军总司令各职。这一天，蒋介石可谓辛酸至极，他觉得，自己辛劳八年，死伤部下30余万，手造国家，现在辞职，就像放弃亲自扶养的儿子一般 ，由此，他进一步想到留俄不归，无法相见的蒋经国，倍感痛苦，在日记中叹息：

　　“呜呼!于国为不义，于党为不忠，于母为不孝，于子为不慈，能不愧怍!未知以后如何自反以报答亲恩与党国也。”

　　这里，既有失去民国元首宝座的痛惜，也有对留俄不归的儿子的忧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