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天时报》是20世纪初日本人在中国发行了30年的中文日报，也是于北京创刊最早的近代报刊。《顺天时报》曾经对于中国的近代化发展提出了各种建议，对于一些事件做出了较为公正的报道，但这无法改变其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服务的“机关报”本质。

　　被称为“北京近代报纸发端”的《顺天时报》于1901年在北京创刊，初名《燕京时报》，创办者为日本人中岛真雄，由中岛真雄个人经营。

　  1898年，中岛真雄参与了创建日本“东亚同文会”的筹备工作，而后以“东亚同文会福州支部长”的身份赴任我国福州。在中国各地进行“舆论宣传”，为日 本的“大陆政策”鼓吹，是“东亚同文会”的对华方针之一。1899年末，“东亚同文会”制定的开展对华工作具体内容中，就包括“在各形胜枢要之地发行报刊 杂志，作为启发诱导机关，成为清国舆论界的木铎”等内容。但当时清政府规定，无论中外人士一概禁止在北京发行报纸杂志以及其他与政事有关的刊物。“庚子之 乱”时期，清廷逃往西安，中岛认为这是发行报纸难得的机会，遂决定乘机发行中文报纸《燕京时报》。

　  1901年12月1日，中岛暂借北京工艺局正式推出了《燕京时报》创刊号。由于当时在资金、设备、印刷工等方面均有困难，两周之后与中方合办印刷，才发 行了第二号。后来，中岛得到日本贵族院议长兼“东亚同文会”会长近卫笃麿的援助，添置了新的印刷设备，将报馆总社正式迁至化石桥(今北京和平门附近)。初 期的《燕京时报》通常为每周一出版，偶有附张、告白、号外，版式和尺寸也不统一，其读者多是日本、朝鲜在中国的侨民。不过，在1904年《京话日报》创办 之前，该报依然可算是北京唯一的中文日报。

　  到了1905年，日本外务省发现了《燕京时报》的“舆论宣传”价值，于是用1万日元将其收买。该报转让给日本外务省后，成为日本政府在华的“官方机关 报”。1905年7月21日，该报正式定名《顺天时报》(时间另有不同说法)，并获“大清邮政特准挂号认为新闻纸类”资质，在北京地区发行。曾任顺天府尹 的陈璧为《顺天时报》题写了报头。该报取名顺天，是因为当时北京的别名为“顺天”，同时又取“顺应天时”之意。

　  创刊初期《顺天时报》为竖排版左行文，长55厘米、宽40厘米。民国以后的《顺天时报》每期八版(星期一为四版)，其中二版为论说和要闻，四版为地方新 闻，五版为文艺副刊，刊载小说和剧评，七版为外国新闻及本京新闻、时评，另附有广告附张。该报遇有重大事件发“号外”，且“分文不取，免费赠送”，给当时 不少人以新鲜感。

　  《顺天时报》社成立后不久，编辑由最初的四五人扩大到20多人，中日双方人员各占一半，但是分工不同：日方担任外部采访，中方负责文稿的写作和编辑。另 外，从中国国内和外国通信社中购得素材，内容由日方挑选后，再由中方进行翻译、编辑，最后由日方汇总审阅后采用。摄影部均为日本人，印刷部设置一名日本人 担任总监，一名日本人管理报刊的印刷。报馆聘请了一些中国人担任“论说”和“时评”的撰写，如华人总编辑张伯甘，但代表该报立场的社论部分则必由日本人主 笔亲自编写。此外，随着业务的发展，《顺天时报》向中国多个重要城市都派驻了记者和通讯员。

　  《顺天时报》在创刊后的一段时期，高举“保全中国”的幌子，对清廷“维新改革”献计献策，并向中国介绍日本的近代化制度，系列刊登明治维新时期的代表人 物传记及其主要思想。由于《顺天时报》是日本人经营的，拥有“治外法权”，所以与当时的中国报刊相比，在新闻报道方面相对不受制约，消息来源也快速准确， 因此受到中国朝野上下的欢迎。

　  民国以后，《顺天时报》从日本的对华政策出发，以反对帝制复辟的面目出现，致使销路大增。《顺天时报》曾大量刊载徐镜心的文章，揭露袁世凯镇压革命的行 径。而在袁世凯密谋称帝前后，《顺天时报》连续披露列强政府不相信“民意拥护帝制”，报道上海报纸不使用洪宪纪年，而中国南方各省商家账簿仍然使用民国年 号的事实，更发表论说《是谁为叛逆耶?》，指出“云南军民长官宣告独立，是反对帝政、维持共和，不得视为强盗匪徒”。由于《顺天时报》的特殊身份，北洋政 府不能直接查封这份报纸，据说袁世凯的手下曾经设法谋杀《顺天时报》社的华人编辑，也由于日方的保护未能得逞。

　　其间，《顺天时报》赢得了巨大的社会影响，甚至连袁世凯本人日常阅读的唯一一份报纸也成了《顺天时报》。为了坚定袁世凯称帝的信心，其长子袁克定不惜耗资 3万元雇人假造一份天天刊载拥护帝制消息的“顺天时报”，专供袁世凯阅读了很长时间。后来因为袁世凯的三女儿袁静雪发现外面的《顺天时报》和父亲每天看的不一样才被揭穿。

　  在张勋发动复辟期间，北京报纸多停刊以示抗议。此时的北京只有《顺天时报》一家大报继续出版，其结果是《顺天时报》成为这场复辟闹剧的唯一详细报道者。 1925年，孙中山先生逝世，《顺天时报》发行的“孙中山先生千古”的号外，成为目前我国留存至今的唯一一张记录伟人辞世的号外报。在李大钊先生就义之 后，《顺天时报》曾报道“李大钊平昔不事储蓄，身后极为萧条”，李宅室中“空无家具，即有亦甚破烂”，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这位革命先烈的高尚节操。

　　经过十多年的经营，《顺天时报》在1916年到1917年达到了它的巅峰，日发行量约为12000份(发行量最高达到35000份)，一跃成为“华北第一大报”。

　  尽管《顺天时报》也做过许多及时、准确的新闻报道，但其报道的内容越来越掩盖不住该报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服务的本质，因此也越来越多地遭到了中国人 民的反对与抵制。“五四”运动后，该报受到中国各界有识之士的强烈批判。北伐胜利后，北平市“报夫工会”，拒绝邮递为日本侵略者张目的《顺天时报》，得到 了广大民众的热烈支持。《顺天时报》社不得不实行直接邮递的方法，但也遭到抵制，该报发行量骤减。随着国民政府迁都南京，《顺天时报》的发行量更是每况愈 下，虽有日本政府“补助”，也无济于事，最后于1930年不得不停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