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的重大案件，往往是由中央九个部门的官员集议审理，又称九卿会审或九卿议刑。掌管美国最高审判权的联邦最高法院，自1869年后也恰好是由九名 大法官组成。大法官均由总统任命产生。我国明清时期的九卿虽由吏部任命，但也是皇帝批准，在这一点上颇为类似。九卿分别出自中央六部(礼、吏、户、兵、 刑、工)和都察院、大理寺两个专业法司，外加通政使司。但与美国的九人审判不同的是，九卿的判决须报皇帝批准才能生效。不过在当今的美国，左右九位大法官 审判的始终是他们所秉持的意识形态，决定着联邦最高法院未来的，还是总统大选的结果。总统通过挑选大法官将自己的影响力间接延伸到了最高审判。

　  九卿之中，只有刑部尚书、大理寺卿和都察院都御史是专职司法官，其余皆是行政官员。这与美国专业法官团队不同，如果按照九位大法官以简单多数票的方法来 裁决的话，明清中央司法必然被掌控在行政官员之手。不过，审判还得由司法官员主导，否则有违“名不正则言不顺”的儒家训条。美国的九人也有保守派和自由派 之争，党派利益博弈决定着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立场。九卿的布局也容纳了司法、行政和监察等不同的高级官员，行政官员的参与也起着平衡各种利益博弈的作用。 另外，司法与行政官员在会审过程中所产生的知识共享，也预示着传统中国司法绝对是关乎行政的事务。监察官员在场督办的习惯，才使得晚清依照西方体制将都察 院改编成检察厅而显得顺理成章。从《周礼》的原初记载来看，设置多人会审，“疏为断案时，恐专有滥，故众狱官共听之”。九卿相互制衡，与美国党派之争有着 类似的效果。

　  九卿会审起源于西周的“三刺之法”。《周礼·秋官·小司寇》载，“以三刺断庶民狱讼之中。一曰讯群臣，二曰讯群吏，三曰讯万民，听民之所刺宥，以施上服 下服之刑”。其大意是说，为了达到公平执中的司法裁决，凡重大疑难案件需要经过三个步骤来完成审判：一是讯问群臣，二是讯问群吏，三是讯问民众。具体而 言，通过讯问肱骨之臣，以寻找案件的共同价值取向;通过讯问群吏，以掌握案件的法律操作技术;通过讯问万民(主要是贵族)，以试探民众对于案件的基本认知 和期待。也即，对待重大疑难案件，通过召集既得利益群体来共同决断，旨在消弭对君王生杀予夺大权的根本性抵制。虽然美国九人大法官并非经选举产生，无须迎 合民意，但从1992年至2005年间，联邦最高法院仍将能否最大限度反映公众意愿作为衡量判决的标准。这与九卿会审在一定程度上要考虑“万民”的意见也 有类似。

　  西汉以来，我国也形成了由中央最高法官廷尉会同丞相、御史中丞、司隶校尉等会审重大案件的制度，称之为“杂治”。杂治一是意味着审判机构之“杂”。二是 意味着这一过程，是将侦查、取证、起诉和审判甚至是执行等多个步骤“杂糅”在一起。多过程需要多部门协同配合，这就是将行政机构也作为审判主体的直接目 的。

　  唐代除了由刑部、大理寺和御史台组成的“三法司”会审团队外，特别针对流刑以上重大案件，规定“由中书、门下四品以上及尚书、九卿议之”，颇有西周“讯 群臣”的意味。宋代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了西周的三刺之法，形成了对疑难案件由朝臣集议而判的“朝臣杂议”制。也即在唐宋经由司法审判依然不能坐实的重大 案件，试图通过“杂议”这种西汉的传统方式来会审以服众。

　  明清将“杂治”进一步优化为“圆审”。即凡重大案件，“囚有审异”(囚徒多次翻供不服的)，则具奏皇帝，皇帝乃“命九卿鞠之，谓之圆审”。“圆审”之 “圆”，颇有“圆桌会议”的味道。九个正三品官员皆有平等发言、各抒己见的权力。“圆”也代表着“圆满”“周圆”，意味着经过本次审理，基本走完了所有的 司法程序，更意味着此次审判是为了照顾方方面面的利益和情绪，做到尽可能的“团圆·团结”所有利益相关者，为皇帝的最终拍板提供支持。另外，九部门中的通 政使司值得注意。其始设于明代，长官为通政使，为正三品官员。清代沿置，掌内外章奏和臣民密封申诉之件，类似于秘书机构。郑观应在《盛世危言·汰冗》中提 到，“其京官则太常、光禄、鸿胪可统於礼部，大理可并於刑部，太仆可并於兵部，通政可并於察院，其余额外冗官皆可裁汰”。由此可见，通政司与都察院的职能 相同，康有为等在《上皇帝第二书》中也认为：“通政准百僚奏事，以开言路。”因此，作为言官的通政司起着沟通内外的作用，其充分保证了信息对称的效果，正 是“三刺之法”的重要媒介。因此，不妨认为“九卿会审”与“三刺之法”是一脉相承的。而且，三和九在传统中国具有重大的象征意义。“三”代表着天地人“三 才”，是天人合一的象征。“王”字即由“三”加“丨”组成。董仲舒曾认为：“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参通之者，王也。……王 者制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人，而列臣备矣。”“三”是源头，孕育了“九”。“九”乃是最大的天数，《黄帝内经·素问》曰：“天 地之至数，始于一，终于九焉。”于是，天道运行往往要用“九”来象征，比如“九天”。“九”也就成了帝王的象征，例如“九五之尊”。巧合的是，古希腊也将 “九”视为代表“正义”的数字。以九人来组织帝国中央司法，呼应了至极的皇权，更充分彰显了“九五之尊”手持生杀予夺大权的威力。

　  对皇帝而言，司法的基本功能在于操控“生杀予夺”大权，而不是维护“公正权利”。会审人员和程序的选择，全凭皇帝对司法人员的信任与否。当皇权感受到来 自司法机构的威胁和要挟时，会直接绕过司法安排(诸如厂卫之类的)亲信机构参与审判。同意让行政监察机构参与会审也是这个目的，帝王坐观鹬蚌相争，利用九 人相互牵制，牢牢掌控至高无上的生杀予夺之权。九人会审的安排，也是为了服务皇帝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