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洲开拓团，也曾被称为满洲拓植团、满蒙开拓团，一般指九•一八事变以后，在日本侵略国策的指导下，往中国东北、华北和内蒙古移民的日本人，他们都是日 本的穷苦百姓，由于认知的限制，在心理上忠于军国主义，往往以武装移民的形式，在刺刀的保护下掠夺中国人民的土地和财物，并协助日军镇压、清剿中国人民的 反抗，充当侵略帮凶。在日本战败后，他们丧失了保护人，流离逃难于东北旷野之中，大量老弱妇孺死亡，造成惨重的人道主义灾难。可以说，满洲开拓团，构成了 日本侵略罪行和自身民族悲剧极为重要的一部分。

　　武装移民侵入东北

　 　1904年日俄战争的硝烟刚刚散去，辽宁金县的居民惊奇地发现，他们有了一群来自异国的“邻居”，这个名叫“爱川村”的聚落是中国东北的第一个移民村。 这些第一代“开拓者”，主要是日本的退伍军人和零散的自愿移民，尚不成体系。但当时刚成立的“南满铁路株式会社铁”(满铁)副总裁后藤新平就已经开始了满 铁的经营方针：第一是修铁路、第二是开矿、第三是移民、第四是发展农畜牧业，其中尤以移民为要务。

　 　1931年，九•一八事件后的第一个冬天，正沉浸在国土沦丧之痛中的佳木斯市市民，发现一个名为“佳木斯屯垦第一大队”的日本移民团体在城市中进行武装 游行。这标志着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武装移民的开始。这个团队按照军队模式，有4个中队，12个小队，配有火炮和机关枪。直接配合日军的军事行动，镇压抗 日军民。1932年到1936年，日本有9个武装移民团侵入中国东北，达3000人，分布在黑龙江各地，此外还有900名其他团体组成的自由移民，分布在 中国东北和内蒙。

　　除了日本扩张分子的侵华野心外，源于1929年的“昭和恐慌”，也是促进“满洲开拓”的一个重要因素。这是全球大萧条在日本的蔓延，加之关东大地震等灾害打击，使得日本农村普遍衰败，小农破产后只能卖儿卖女，许多人流落到南洋和中国。“昭和恐慌” 在政治上促发了日本文官政府的垮台和军国主义的抬头，也为“满洲开拓”带来了移民之源。

　 　这些从日本来的开拓团民大部分来自极端贫困的地区，如鹿儿岛，山形，长野等。战后学者对幸存者进行调查研究，发现这些团民除了少数狂热分子和御用民间组 织外，大部分开拓团民仅仅是为了不在本国饿死或沦为奴工和妓女才前往中国。还有一部分人为了逃避兵役(日本当局开始时候许诺不征团民入伍，后来几乎拉走了 所有的青壮年男性团民)。

　 　1936年日本广田弘毅内阁制定了《满洲开拓移民推进计划》，把移民作为日本的七大国策之一，计划从1936年到1956年之间向中国移民500万，同 时建设100万户的居民住宅。在同年，于伪满首都新京(长春)成立了“满洲拓植株式会社”(满拓)，标志着移民的进一步组织化。

　　从“收买”变成赤裸裸明抢

　 　开拓的一般形式，首先以“匪情恶化”为理由，将中国当地农民已经开垦好的土地指定为“无人地带”，然后将当地农民驱赶到所谓的“集团部落”中，然后伪满 政府以极为低廉的价格购买那些原来属于中国农民的土地给开拓团使用。据《梦碎满洲—日本开拓团覆灭前后》(《黑龙江文史资料》第三十辑)一书记载，日本地 方官员濑岛幸三郎回忆：“所买之地全都是以惊人的便宜价格收买的，就连我本人都甚感惊讶。”

　　很多时候“收买”变成赤裸裸的明抢。比如哈尔滨的日本特工曾经雇用500名土匪，扫荡在海伦附近的4个乡村，腾出地方来给650名日本移民。土龙山事件后，日本第10师团的士兵在中国农民家里翻箱倒柜，用刺刀迫使他们交出地契。

　　日方资料承认，以这些形式强制掠夺的土地超过2000万亩。

　 　那些被迁入所谓集团部落中的中国失地农民，生活困苦。对于这样公然的殖民掠夺，许多中国农民奋起反抗。为了切断他们和抗日组织之间联系，集团部落以类似 集中营的方式建立，中国农民的人身自由亦受到限制，在这种状况下，他们实际上已经沦为农奴。还有大量中国农民被迫奔赴更遥远的边疆做二次开拓，下场凄惨。

　 　大量日本开拓团民在长期的错误教育下，自认为是高等民族，依仗种种特权，对中国人任意欺辱打骂、抢夺财产。当时在东北，居于统治者的日本人地位最高，然 后是朝鲜人、台湾人、冲绳人和关东州(即日俄战争后日本占领的旅大地区)的中国人，最低是新征服的东北各族人民。据《满洲开拓史》，日本官员泷本实春记 述，由于很多团民违法乱纪，被当地居民唾骂为“屯匪”。甚至日本陆军部也承认，“对开拓民的教育化为蔑视原住满人民族的观念，以至于殴打暴行，甚至杀害。 因此，本来对开拓民的感情有所激化的满人民众更加不安，转化为反日感情的事例屡见不鲜”。

　　中国人吃大米是经济犯罪

　 　1934年，依兰等地的中国农民为了反抗开拓团掠夺土地，发起土龙山暴动，最终惨遭日军镇压，数千人被屠杀，开拓组织“镜泊湖学园”也因屡遭抗日居民的 袭击而废止。面对中国民众的反抗以及半军事化管理的压制，很多开拓团民也感到满洲远非乐土，退团、脱团事件不断出现，甚至出现各团互相火并和自杀的现象。

　　日本官员田岛梧郎记载：“在宁安县镜泊学园，由于饥寒交迫和中国军民的反抗，一些团民患上精神分裂、病死及自杀。”更有在黑龙江甘南县的团民佐佐木源吾因不满日军的暴行脱团，后赴河北参加八路军，最终为中国的民族解放事业献出了生命(其纪念碑在今哈尔滨市)。

　 　另外，由于“满洲国”被日本“承认”并建立“邦交”，在理论上并非日本国的一部分，所以开拓团民依然居住在“外国”，但他们依然保留了日本国籍，不受满 洲国地方法规的限制，虽然平时和中国人也多有交往，但是同化程度很低。到战败的时候，大部分人依然不太会说中国话，或者只能说一点简单的“协和话”(协和 语是日本发明的在东北推行的中日文混合语言)。

　 　事实上，当时的日本依旧是一个比较落后的帝国主义国家，大部分人抱有强烈的本土意识，即使生活贫困，对前往满洲开拓也抱有抵触态度。对此，日本当局开动 宣传机器，除了“五族协和、王道乐土”等老生常谈外，主要大加渲染东北的富饶和肥沃程度。比如来自京都的水野百合子回忆当时的宣传说：“中国地很肥，一捏 就出油，根本不用上粪，但因地多，开垦不过来，大部分都白白荒芜，开拓团的任务就是帮助中国开发土地，实现日满和谐，大东亚共荣。”即使如此，很多日本民 众依旧半信半疑。如长野县的平柳今沙代一家，就是由丈夫先去探路，然后再把全家接过去。

　 　1936年以后进入东北的开拓团，往往以家庭(户)为单位，全家移民。在当地形成独立的村社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做到半封闭式的自给自足。以来自山形 县的日本妇女松田千卫所在的依兰县北靠山屯开拓团为例，有移民187户，1000余人，分为11个部落，各部落有部落长。团部设有“本部”，由团长负责领 导，另有农指员2人，负责农业生产指导;警指员2人，负责治安保卫;医指员1人，负责医疗卫生，还有一所小学，有7名教师。这是一个较为普通的开拓团，很 多地方的开拓团军事性质更强，等同于准军事组织，团民摇身一变就成了宪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