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文帝杨坚的《开皇律》为12篇，隋炀帝杨广的《大业律》为18篇，均为500条，史称“刑网简要，疏而不失”。那么，如何看待杨氏父子二人律典的篇目差别呢?

　　杨坚的关中本位

　　虽然距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已有多时，但到了北齐和北周，上层贵族仍然热衷于鲜卑化与西胡化。杨坚的先辈杨元寿曾因辅助鲜卑有功而被赐胡姓普六茹(编者注：普六茹为胡人的姓，是中国的复姓之一)。但杨坚即位后，立志“易周氏官仪，依汉魏之旧。”“周氏官仪”是西魏创始人宇文泰利用关中士族的地方保守性，假借关中本为西周旧土，拟周官之古制，模仿周官六军之制，其本质是为了恢复鲜卑部落旧制。宇文泰割据关陇，以物资论，其人力、财富远不及高欢所辖之境域。就文化而论，继承汉魏传统的东魏，亦荒残僻陋的关陇所不可比拟。至于江左，则自晋室南迁以后，本为神州文化正统之所在，更何况正值梁武帝统御时期，有“江左五十年无事”之说。所以，宇文泰要想抗衡高齐与萧梁，除了推行整顿军务、发展农业的物质政策外，还须别有一个精神上自成系统的文化政策来维系关陇辖境内的胡汉诸族之人心，使其可融合为一牢固的团体，即所谓“关陇文化本位政策”。该政策的核心则是“阳传周礼经典制度之文，阴适关陇胡汉现状之实”。 这一本位主义成为西魏、北周、隋、唐四代政权的要旨。

　　杨坚定“开皇”为年号，也正意味着“重新开创(汉族)皇权”，拨乱反正。“依汉魏之旧”，即回到北魏孝文帝的汉化道路上来，他不仅带头恢复汉姓，还停止了自公元500年以来历时80年的军界鲜卑化和公元535年以来历时46年的政界鲜卑化。当然，由于隋朝皇室均出自西魏宇文泰创建的关陇军事贵族集团，杨坚也不可能彻底摆脱关陇贵族的掣肘。杨坚的“开皇之治”正是由西魏(北周)以来的关陇贵族集团所主导，北齐贵族并未发挥任何作用。但确因《北周律》过于复古，加之其“大略滋章，条流苛密，比于齐法，繁而不要”， 因此，隋虽承周立国，但却以《北齐律》为蓝本。同时，北齐高氏延续的是魏孝文以来之洛阳及洛阳的继承者邺都之典章制度，十分符合杨坚“依汉魏之旧”的初衷。

　　杨广的江南重心

　　隋炀帝杨广与南朝始终保持着非同一般的关系，对南朝礼乐制度和经济状况熟稔于心。他13岁被封为晋王，坐镇西晋以来的江南之地。20岁时任统帅南征陈朝，为大隋统一大业立下汗马功劳。22岁时就任扬州总管，镇守江南稳定局势。当时扬州是“江淮之间，广陵大镇，富甲天下”，与成都并驾齐驱，有“扬一益二”之美名。在扬州总管的任上经营了10年之后，杨广取代杨勇成为太子。公元605年，杨广继承帝位，年号“大业”，迁都洛阳，并置江都郡，以提高江都地位。这足以表明杨广已经将重心转向江南，东都和江都遂成为杨广执政的两大政治经济中心。

　　与其父兄杨坚和杨勇的关中本位政策路线完全相反，杨广是要脱离关中，在包括江南在内的更广阔的领土上重构权力。年号为“大业”也预示着杨广欲在更宽广的政治环境中开创帝业。改善交通，加强往来成为杨广的第一大业。于是大运河的主干工程开始相继在大业年间推进。分别于公元605年、公元608年开凿的通济渠和永济渠连通关陇和山东华北诸地，打通了东西魏之间的人口贸易流通。公元610年继开江南运河，继续联通物产和赋税重地，于是东达洛阳，南抵余杭，北达涿郡，全长2500公里的运河完工。并且，杨广在运河修通的公元605年和公元610年分别两次巡游江南，还在公元616年三下江南，足见其对江南的看重。

　　虽然此后历代均重视运河之修建，然隋代所完成的工作量，实际相当于其他王朝的数倍。唐人皮日休在《汴河怀古二首·其一》对隋炀帝极尽赞叹：“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运河的修建使贸易成本极大降低。据估算，当时车载一千斤货物，行一百里，运费为九百文。若是用驴马驮的方式行一百里，运费为一百文。但若行水路，费用骤降：顺水不超过6文，逆水不超过16文。于是，自唐代高宗后，每年通过运河运至关中的粮食增至约12万吨，最高达25万吨。北宋初年运量更是可高达50万吨。中唐以后，东南地区已成为王朝的财赋中心。“当今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北宋仁宗时更是“朝廷用度，如军食、币帛、茶、盐、泉货、金铜铅银，以至羽毛、胶漆，尽出此九道(淮南、江南东西、荆湖南北、两浙、福建、广南东西)。朝廷所以能安然理天下而不匮者，得此九道供亿使之然尔。” 君王只需坐镇关中，便可统御天下。杨广的运河让帝国的军事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真正联结成了一个坚固的整体。

　　何谓汉魏之旧：律的6篇与9篇体制

　　中古时代的中国经历了700多年的民族重整过程，原只有“汉人”的中国人口，在接纳无数南北方的外族成分后，逐渐形成了一个庞大而多元的群体。随着物资的流动，人口也在运河上下稳定增长。在运河修通之前的大业二年，全国人口为900万户，共4600万人。百年之后的唐天宝元年，达到960余万，实际人口可达到8000万人。在运河开建之后制定的《大业律》特将户婚篇分为户、婚二篇，将二者并重，新增了户口管理和婚配秩序的规定，否则没有必要将二者单独成篇。

　　基于运河修建而带来的经贸增长和人口增殖的现实，之前的篇目在《大业律》中一分为二的还有：厩库篇分为仓库、厩牧二篇;盗贼篇分为盗、贼二篇。仓库代表的是江南农耕文明，而厩牧代表的是关陇游牧文明。将仓库置于厩牧之前越发彰显杨广的江南本位。而盗贼分置，表明随着经济流通，贸易往来的加速，杀人越货的事件也随之增多，需要分立篇章。

　　此外，还增加关市、请求、告劾三篇。关市出现在西晋《泰始律》，主要是为防范边境贸易中违禁品交易而设。《北周律》有市廛和关津篇，也是基于国内市场或边境贸易管制而言。增加以上三篇，一是顺应“汉魏之旧”的基本国策，遂以汉律的典范之作《泰始律》为参照增加关市;二是因为区域贸易增加，经济规模增大需要重新重视关市的规范所致;三是因贸易发展而带来的贪腐现象更值得重视，请求(赇)和告劾也有单独成篇的必要。将卫禁、职制、斗讼篇改名为卫宫、违制、斗，也是为了与《北魏律》相同，贯彻执行了“汉魏之旧”。

　　虽然《大业律》的直接模板是《北魏律》，相比于其父以《北齐律》为直接模板走得更远，但律的“汉魏之旧”的源头要追溯到萧何的《九章律》，其奠定的9篇体制成为中国传统法典的模板。就此看来，《大业律》的18篇并没有完全照搬《泰始律》《北魏律》的20篇，而是9的倍数，实质是9篇体制。考虑到杨广颇重江南的政策，重视《泰始律》的价值并直接追溯到《九章律》的传统，18篇就并非是巧合了。

　　古代律典除了有9篇体制之外，还有魏国李悝《法经》所开创的6篇体制。《开皇律》和此后的唐律都是以12篇著称于世，是为6的倍数，因袭的是6篇体制。6篇体制出于魏国，魏是周王的诸侯国，领地包括山西南部、河南北部和陕西、河北的部分地区，也是多民族聚集区，颇有关陇遗风。以《法经》为参照，制定12篇《开皇律》，与杨坚的关中本位政策是相符的。《法经》乃汉律蓝本，也符合“汉魏之旧”的要求。《开皇律》虽然参照《北齐律》修订，但将《北齐律》中的“捕断律”分“捕亡”和“断狱”二篇，作为程序法置于律尾，直接源自于《法经》。虽然《大业律》18篇也可以被认为是6篇体制的倍数，但如果从杨氏父子二人不同的执政方略上来考虑的话，就不会如此认为了。

　　总之，杨氏父子基于不同的国家战略，对“汉魏之旧”的理解和贯彻完全不同。重视江南地位的杨广以汉室9篇体例为基准删改《大业律》，重视关中本位的杨坚则以法经6篇体例制定《开皇律》。杨坚的重北和杨广的重南，分别代表了隋唐制度北朝主流论和南朝化的两种趋势， 共同孕育了中华民族多元化的制度成就。

　　(作者系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广东地方法制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