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至今，地名因其公用的性质，一般不会轻易变动。然而作为人类文明的产物，随着社会的发展，地名变更是必然。为什么有的地名能代代相传，有些却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

　　古往今来，地名因其社会共用的特殊性，需要整体的稳定只能是相对而言，因为“变”才是亘古不变的法则。

　　为什么有些地名延续千年?有些地名半途而废?有些地名起死回生?其中的秘密，要从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若干途径去探寻。

　　政治变革掀起改名风潮

　　“古今每临改朝换代或社会大变革，总会带来大量地名的‘新陈代谢’。”

　　在我国古代，改朝换代后的“避讳”——避免使用与当朝帝王姓名同形之字，是造成地名大量更改的重要原因。

　　河南兰考县由兰封、考城两县合成，其中“兰封”原名“仪封”，清末为避三岁皇帝溥“仪”名讳而更改。山西洪洞县原名“杨县”，隋初为避讳帝姓而改名;同时，因隋炀帝杨广而更改几十个州、县之名……

　　古代避讳既有主流的“敬讳”，也有避讳恶人的“憎讳”。

　　唐肃宗因厌恶叛臣安禄山，便将县名中的“安”字一律改掉：安康改汉阴，安昌改义昌，绥安改广德，同安改桐城，宝安改东莞等。历史上有名的王莽“篡汉”(建政曰“新”)，在全国更改的县名数以百计。当再一次改朝换代来临，这些被更改的地名会有不少复原，形成又一次大规模的更名。

　　中国地名学会副会长、中国地名研究所研究员商伟凡认为：“天下万物皆处于运动、变化之中，地名也不例外。古今每临改朝换代或社会大变革，总会带来大量地名的‘新陈代谢’。”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沦陷区收复后的要务之一就是全面清除日伪遗留的殖民化地名。新中国成立初，中央政府要求更改以反动分子名字命名的、带有歧视或侮辱少数民族性质的、名称重复容易发生错误的地名。上海旧租界的大量外国式地名，也在这时全部更换。

　　全国地名遭受“重创”，最近的一次发生在文化大革命中。当时在“破四旧，立四新”的思潮裹挟下，北京陷入“地名大革命，全城一片红”境地。

　　据统计，当时北京城区及近郊被改名的街巷达421条，主要有：近代以来的使馆区东交民巷改成“反帝路”，苏联大使馆所在街道改成“反修路”，光华路改成“援越路”，东安市场改成“东风市场”……

　　“这种全面、放任的更名是当时社会导向所致，对我国地名的破坏是最大的。”商伟凡说。

　　从古到今，地名总会带有一些时代印记。新中国成立初期，城乡地名中的“人民”“工农”“前进”“东风”等词汇应有尽有。河南焦作市至今保留着全国唯一的“解放区”，商伟凡曾开玩笑：“全市就这么一个‘解放区’，难道其他的都是‘敌占区’?”时过境迁之后，此类革命口号式的地名不断减少，许多已被富于新时代风采的地名取代。

　　体制变迁带来地名错位

　　“地方行政体制变迁，有地市合并、县改市 、乡改镇及撤乡并镇等举措，置、废、分、合中往往忽略地名的‘善后’，不少问题由此而生。”

　　行政区划乃至地方行政体制的改变，远不是地图上一个地方的面积扩大或缩小，它会涉及、影响社会的方方面面，甚至引发一些社会问题。在这一变革中，潜藏着“地名”这样一个容易被忽视，也容易出问题的难点。

　　在古今政区合并时，常有“名称合并”随之而来——由双方称谓各取一字组成新名赋予合并后的地方。

　　省名中的江(宁)苏(州)、安(庆)徽(州)、甘(州)肃(州)是这样，市、县名中的福建龙(溪)海(澄)市、云南华(华荣庄)坪(旧衙坪)县也是这样……如此命名可谓简便，显示相关各方的平等与公正，当然有时也是一种妥协。然而，地名有其不可替代的历史文化意义，这种貌似“不偏不倚”的拼凑，弄不好就会适得其反。

　　譬如，湖北是荆楚文化发祥地，今荆州城北的纪南城曾为楚国都城400多年。 1994年10月，平行的荆州地区与沙市市合并为令世人瞠目的“荆沙市”。如此“平等”“公正”或许是“妥协”的命名，为什么遭到社会的广泛质疑?原因不外乎历史地位悬殊的荆州、沙市并列不合理，上下两千年的“荆州”变成市辖区不公平，湖北的“荆楚”文化根基受创不容忍。好在时间不长，“荆州”得以复出，却留下当代“大意失荆州”的教训。

　　“地方行政体制变迁，有地市合并、县改市(区)、乡改镇及撤乡并镇等举措，置、废、分、合中往往忽略地名的‘善后’，不少问题由此而生。”商伟凡说。

　　经济利益催生改名冲动

　　“试想，假如用‘长江’做一县名，那将无异于一场灾难。”

　　国家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建设跃升至社会活动的首位，各地都需要提高整体知名度，风景名胜所在地更愿意让资源直接展现于世。

　　一个时期内，四川灌县改称“都江堰”，湖南大庸改称“张家界市”，福建崇安改称“武夷山”，海南通什改称“五指山”，云南路南改称“石林”、中甸改称“香格里拉”……

　　“现在，人们总在呼吁给中小学生‘减负’;其实地名也应‘减负’，对它的期望值别太高，以为有个好名字就能改天换地，没有那么神奇。”商伟凡说，“地名能对当地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但不要把这种作用夸大到不恰当的程度。就像人名，不是所有叫‘奥巴马’‘普京’的人都能当总统。”

　　在此类更名中，“小材大用”不好，“大材小用”也不好。前者以安徽的地级市“黄山”为典型：当初，以黄山所在的太平县改设县级黄山市，山体局限在较小地域，游人迷路也错不到哪去;以后以“黄山”冠名地级市，所辖七个区县“处处是黄山”，被误导的外来人抱怨不绝。后者如山东的县级市“青州”，前身为益都县，而古时的“青州”却超出今山东省范围;江西、福建之间的“武夷山”，绵延数百里成为省界，如今却用来冠名福建的一个县级市。一般说来，以自然景观冠名政区要大小匹配，否则就会出问题。试想，假如用“长江”做一县名，那将无异于一场灾难。

　　有些地方，地名本身已将风景名胜蕴含其中，没有必要再让山山水水直接出马了。东岳泰山所在的山东“泰安”，包含了“泰山”与“国泰民安”两重意思，何必直白地改作“泰山”呢?西岳华山所在的陕西华阴，既点明华山为其代表，又阐释县治与华山的相对位置(山北为“阴”)，若改作“华山”倒真是画蛇添足了。

　　地名虽多，但求唯一

　　“面对全国那么多的重复县名，而每个名字只能用于一个县，遵循的一般原则就是按‘先来后到’处置，但也有特殊情况例外。”

　　我国地域广阔、历史悠久，社情复杂，即使在古代的国家统一时期，县域重名也不曾消除过。近代的辛亥革命以后，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被推翻，全国上下百废待兴，民国政府也不得不面对一个严峻的历史遗留问题——国内的县域重名泛滥并已濒于失控，必须进行一次全面、彻底的清理。

　　截至1914年初，全国1791个县中共有94个重复县名，221个县牵连其中，全国每8个县中就有1个与他县重名。其中，最多的“六县重名”发生在散布六省的“新城县”。不难发现，凡县域重名都发生在不同省份，一省之内无论县份多少，绝无重名之例。

　　何以至此?商伟凡认为，中国作为封建社会漫长的农业国，经济落后，闭关自守，交通不便，信奉“穷家难舍，热土难离”的生存观念，多数人以“省区”为毕生活动的最大范围。于是，不允许本省的县域重名，犹如“各人自扫门前雪”;对重复外省县名置若罔闻，好似“莫管他人瓦上霜”。

　　“规定范围内的唯一性，是对地名的基本要求。整整100年前，面对全国那么多的重复县名，而每个名字只能用于一个县，遵循的一般原则就是按‘先来后到’处置，但也有特殊情况例外。”商伟凡说。

　　例如，全国6个“新城县”按设置先后取舍为：设于唐代的直隶(河北)新城县保持不变，资历较浅的吉林、山东、江西、浙江、贵州5个新城县分别改称“扶余”“耏水”“黎川”“新登”“兴仁”。辽宁安东(今“丹东”)被作为特例：虽设县晚在清末，但身为边境商埠并关系对外条约，故不能轻易更名;相形之下，江苏安东县虽早在明初设置，还是在此改称“涟水县”。

　　时至今日，多少事都要按“全国一盘棋”运筹，特定领域的一些地名再小也不允许重名：在看不到政区边界的我国海域，全部的岛礁不能重名;在民航、铁路领域，全国的机场、火车站不能重名。

　　地名应紧跟时代脚步

　　“一个好的地名首先要‘名副其实’。如果地理实体因时过境迁不复存在，这个地名也就‘名不副实’了，有的可以保留，有的需要更改，这是建设进程中正常的‘吐故纳新’。”

　　在城镇化的进程中，无论旧城改造还是新区开发，随着街道、房屋等一切景观的改变，都会有一些老地名“退休”，同时会有一批新地名“入伍”。送“旧”迎“新”之际，老人们不免生出些许惆怅，却又无法改变万物兴衰存亡的规律。

　　古语称：“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确，实体与名称相依相伴，才是地名存在的最佳状态;实体改变了，名称也理应改变。北京的“金融街”所在地，原系老城区的一片街巷、平房，今已变成开放的、现代化的、国际化的金融机构聚集区。显然，原有的街道、胡同名称已不合时宜，接替“上岗”的是一批体现当今区域功能与建筑特点的新名。同样，在农村基础上开发建设的新城区，也不可能沿用过去的农村地名。

　　“一个好的地名首先要‘名副其实’。如果地理实体因时过境迁不复存在，这个地名也就‘名不副实’了，有的可以保留，有的需要更改，这是建设进程中正常的‘吐故纳新’”。商伟凡说。

　　也有一些地方，虽然实体已不存在，但所遗地名仍有魅力。就老北京城来说，原有的城门拆除后，东直门、西直门、崇文门、宣武门等称谓还在，若在地图上将它们用直线连接，老北京城的轮廓将豁然再现。

　　当然，保护老地名的上策是保护它所依附的实体。在福建省会福州，近年开发的“三坊七巷”成为当地的名牌景观，近现代历史文化名人林则徐、严复、林白水、林旭、郁达夫、冰心、林徽因、邓拓等的故居比邻荟萃，令游人从一个侧面浏览中国近现代以及福建省和福州市的历史文化。即使已退入“历史地名”行列的老地名，也并非真的寿终正寝，不过是暂时转入“预备役”，日后一有机会还可能重新“披挂上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