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之前女大学生的裸照借贷事件震惊全国。但是令人咂舌的是这些年轻妹子借贷的金额多数在2000-6000元之间甚至最低的只有区区1000元。更为重要的是放贷者鼓励“裸贷”女性以自渎来获取贷款，用“肉偿”来还款。但是“裸条”中的女性基本都衣着光鲜，对妆容在意，看不出生活困窘。却对这种事情毫不羞耻，面对镜头，有人甚至还用柔光自拍，摆好角度，少数面露微笑，还比V。是什么让这些生活水准不算差的姑娘毫无羞耻之心地去做这种事情?

　　其实这个和中国人传统价值观的断层有直接关系。

　　首先在我们的传统道德中，“性”作为一种禁忌和拥有负面价值的存在。其根本原因在于在古代生产力不够发达的时候，吃饱饭是最大问题。从古代直到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普通民众一直挣扎在温饱线上。因此，饭尚且不能保证吃饱，自然会“民以食为天”，将食做为第一要务。而相形之下，性满足成为可以忽略不计甚至是可有可无的奢侈品。对于一个生存在生死线附近的人来说，拥有这种奢侈品往往会激起他的义愤。

　　另一方面，也正是一直生活在温饱线上的中国人，能够满足生存和繁衍成为最大的任务，古语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样，古人的社会生活赋予了生育极其重要价值的同时，也将一体两面的性的快乐(这对于生存和繁衍都是不必要的)功能赋予了极重的负价值。除了以繁衍为目的的夫妻性行为之外，其余的性活动一律给予负面的道德评价。以至于古代有人甚至不得不打着“求子嗣”的幌子多纳妾来满足自己的性需求。于是，在传统道德中，性被视为禁忌和负面。

　　而表面看来，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礼乐道德教化出来的、秩序井然的和谐社会，而传统的中国人也藉此礼乐道德得以自我理解和安顿，以此作为人格修养和自我人格完美的途径。但实际上，这一教化过程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权力自上而下的统治，不断将这种统治内在化的过程。传统社会中的道德是建立在等级结构基础之上的权力外化形式，对道德信守依靠的是各种形式的外在力量，上自国家政权、各级官僚机构，下自乡、村的族长和地方豪强，掌握着道德标准的设定、道德行为的评判、嘉奖与惩罚。道德的约束力量很少来自个体的理性反思和自我理解，而是来自于各级社会权力的外在强制。而传统社会相对封闭的交往形式造成了一个监督无所不在的“熟人社会”，这就为遵守他律式的道德提供了充分的条件。

　　于是在这样一个遵守他律式的道德的“熟人社会”中，性一旦在道德中被打上禁忌和负面的符号，在传统社会中就自然成为了熟人之间相互监督的目标。打破这种禁忌则是要冒着被周边整个社会否定的危险。因此，除非在天下大乱的乱世，传统社会中是不可能发生“裸贷”这种安然将性与金钱直接挂钩行为的——除了妓女，这种在传统社会的道德中自动被打为“低贱者”的群体正是用性换取金钱，而在传统道德体系中付出惨重代价者。

　　不过从清末开始以后随着人口流动的增加，将人拘束在土地上的“传统模式”慢慢地消失了。发达的现代社会交往则将人们从特定的、相互熟识的时空场域中解放出来而置于一个不限定的、相互隔绝、相互陌生的个体化时空场域中，人们往往处于或游离于外在监督的范围之外，其违反传统道德的行为往往能够逃避传统舆论的谴责和社会的惩罚。他律式的传统道德难以发挥其约束作用。

　　另一方面，随着近代中国于世界的交流，大量现代思想涌入，对传统中国的道德体系形成了冲击。各种未经风俗习惯、乡规民约，或是奠基于某种宗教观念(如岛礁、佛教)或形而上学理论——传统道德信念都在现代主体的理性反思面前被彻底颠覆了。在这个过程中，“性”也逐渐从禁忌、负面恢复其本身正常的面目。

　　于是，在现代社会中，传统道德再也无法大规模地发挥协调人际关系以及凝聚、整合社会力量的作用了，而是被改造为只对个人具有约束力的主观信仰和伦理学。

　　除了社会宏观的变迁外在教育层面中国古代的学校教育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汇集、提炼和创新之地。而民国的新文化运动一开始，首先就从教育思想和教育文化上反对尊孔读经与旧礼教旧道德，一些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将这些传统文化的东西批得体无完肤、一无是处，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人皆有是言。所以，当有人高喊“打到孔家店”时，文化教育界响应者不少。随着新文化运动中文学革命的推进，开始在大、中、小学校中使用国语和白话文教材，同时停止使用文言文教学与一切文言文教科书。而“性”的解放，伴随着对于婚姻等自由的追求，对传统道德的反抗，在近代中国逐渐为人民所接受。

　　到了建国后的60年代传统文化更是被视为“牛鬼蛇神”。人们被号召起来“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传统道德自然在所不免。

　　不过虽然传统道德在浩劫之中被摧毁的所剩无几。但是这段时期对于“性”严控却堪称历代最严。革命党将革命斗争年代形成的禁欲传统和严格纪律带向全国各地。例如1957年出版的《性的知识》一书。这其实只是一本普及型的小册子，但是不久便被定性为“黄色污秽读物”而被封禁。作者本人也因为“流氓罪”而被判刑。但在文革期间由于这是青年人唯一能接触到的“性启蒙”知识手册。于是那时候的人只要遇到了就会偷偷藏上一本，哪怕可能因此被认定为流氓。

　　而60年代两性禁忌的程度之严重可以说空前绝后。甚至带来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后果。有关部门宣布消灭了性病。所以关于性病的课程全部从医学院教学内容中被勾销，以至于后来遇到性病的时候很多年轻的医生都表示束手无策。

　　于是虽然没有了传统的约束，但是类似女大学生裸贷这种事情在那个时代是没有一丁点可能的。

　　到了80年代随着改开的进行情况又一次发生了巨变。随着思想的解放过去传统道德赋予性的负价值渐渐地消失了。而社会的开放，让之前严厉的具有纪律性的性禁忌也逐渐放松。1986年王安忆顶着压力，写出了后来被称之为“三恋”的描写性的小说。这原本是一件好事。但是在传统道德基本消亡的今天，又没了前三十年的强力压制，类似于本文开头的女大学生裸贷之类的事情就最终出现了。

　　这正说明，中国正处于现代化的社会转型时期。一方面旧有的道德体系崩解了，另一方面能够为现代人所接受的、能够对现代人有所约束并对现代社会具有凝聚和整合作用的现代道德体系想要在短时间内建立完成尚有难度。这就存在一个在道德信念层面上的断层，而这正是当前中国社会道德危机的实质。我们看到“裸贷”的女大学生仅仅为了自己的化妆品就准备“肉偿”，甚至有不少人表示这种现象一开始就是抱着这个打算的。这种冠冕堂皇点叫做援交，说严重点甚至可以叫做卖淫的行为居然普遍出现在了这些家境、学历都不差的女生身上，不得不说中国的现代化道德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还有相当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