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青一代受小说和影视剧影响巨大

　　近日，有一份名为《2016大数据“看”中国父母最爱给宝宝起什么名》的报告，引发了广大群众的热议。而根据这份报告，2016年出生的男宝宝起名榜前三分别是：浩然、子轩、皓轩。而女宝宝起名榜前三是：梓萱、梓涵、诗涵。

　　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这批80、90后的父母都受到了来自影视剧和网络小说的影响。不少人对此痛心疾首，认为这是传统文化在中国新时代的年轻人身上逐渐消失的直接证据。甚至有毒舌者称这些父母给子女其起名起成了“网红脸”。

　　毕竟人之爱莫过于父母对子女，而跟随子女一生的名字既然是根据“不入流”的小说和影视剧起的，对很多人而言着实难以接受。

　　名字其实反映的恰恰是时代本身

　　不过这种担忧完全可以说是杞人忧天。因为无论什么时代日新月异的大众永远是多数，而食古不化的人永远是少数。趋同时风、紧跟时代步伐是中国人取名的一贯心理。透过人名用字可以看到历史的印迹。例如春秋战国，礼崩乐坏，多以贱名为时尚。如晋惠公的儿子叫“圉”，女儿名“妾”。鲁文公的儿子竟名“恶”。至汉代，受早年黄老之道影响，追求长生，取名多用“去病”、“延年”、“延寿”、“千秋”等。

　　至魏晋道家玄修之风更胜，加之高门阀阅崇尚风雅，起名要求格外高致。而高致无外“之乎者也”，于是即能代表道家太极阴阳，又风雅文彦的“之”字遂成为最时髦的名字。如王羲之，不但一门兄弟皆名之，又遗之子孙，儿子有献之、徽之等，孙子有桢之、静之等。而同样有道家色彩的“敬”、“景”两字也成了这个时代使用频率仅次于“之”的流行名字。

　　唐末五代，战火经年，民生苦难，渴求太平如久旱望雨，遂皆喜以“彦”字为名，仅正史记录的人名就有一二百人之多。而至宋代，国势日弱，屡战屡败割地求和，靖康之后偏安一隅，使得文人集体无意识中慷慨激昂之志日减，寂寞衰迟之感日增，故而起名之中亦显委靡不振、未老先衰的心理状态。诗人词家中，以“老”命名的有吕同老、吕渭老、李彭老、李莱老等。而以“翁”命名的有叶绍翁、家铉翁、文及翁、张才翁、刘辰翁、魏了翁等，连名字里没有“翁”字的文化名人陆游也不能免俗，号了个“放翁”。

　　时入近代，甲午败后，失地丧权，国家瓜分之难在即。感于救亡的急迫与启蒙的必要，士子多取名“强华”、“振夏”、“觉民”。

　　名字的变迁和汉语的特色紧密关联按照中国人起名的习惯，一个名字要从“音”“形”“意”来入手。首先要有音律美，要有节奏感，最好能够做到悦耳动听从而让人朗朗上口。声母发音部位相同的字，如果放在一起，读起来有些费力，如“章长樟”、“杨阳”，声母发音方法相近的也不宜为名，如尽量不要用以n和l，z、c、s与zh、ch、sh为声母的字串取名。如果韵母也相同，就更加拗口，如“戚奇琪”、“俞玉”，如果改成“戚奇琼”和“俞琳”，便动听多了。要想名字响亮，选字的韵母很关键，名字带有含鼻音的韵母读起来响亮，如“刚”、“强”、“亮”之类;韵腹为开口度大的元音，如“飞”、“达”、“道”、“宝”，响亮程度较高。

　　这时候用上汉语谐音就很重要。用谐音取名，会使人自然而然地与谐音字联系起来，使名字的内涵更加丰富，如“韩勖”谐“含蓄”、“潘峰”谐“攀峰”。谐音取名历史悠久。如明张彪字越千，后因谐音改字“月阡”;清赵冀字云松，又因谐音改字“耘松”。曹雪芹在《红楼梦》里，更是把谐音取名发挥得淋漓尽致。他用生活的“原应叹息”谐音“元、迎、探、惜”;用“应怜”谐音命运坎坷的“英莲”;用“情种”谐音多情公子“秦钟”等。

　　然后要有字体本身的美感，众所周知汉语相比这个世界上其他的语言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汉字依旧是表意文字。而表意文字是从远古的图画中演变过来的，和和其“祖先”的图画一样有着自己的美感。因此在汉字文化圈一个笔划正好，又显得夺目的名字就显得非常重要了。如汉初的刘邦、刘启，到西汉中后期的刘奭、刘骜、刘衍。唐初的李渊、李治到唐末的李漼、李儇。明初的朱元璋、朱高炽到明朝中后期的朱祁钰、朱佑樘、朱厚璁莫不是这个思路。而武周则天女皇为表自身功绩，创“瞾”字为名自命武瞾，就属于典型的起名用奇。

　　最后就要讲究“意合”，这其实和上文所说的社会价值有着直接联系，因为汉字是表意文字加上中国文明时间久远典故众多，因此一个字背后往往有着太多的隐喻。很多汉字都承载着道德信息，如蔼、仁、容、德、轩、贤、良、伦、正、清、义、诚、直、道、惠、淑、敏、贞、文、勇，因而它们为人名所采用，如于学忠、马连良、胡宝善、李宗仁、洪学智、余克勤、吴克俭、杨惟义、李文信、王德茂、李书诚、杨勇等。

　　而中国人具有很强的宗族观念，个人所为不仅关乎自身，同时也维系家族声誉，因此，光宗耀祖、遗德后世也在名字中多有体现，如伍绍祖、马继祖、程孝先、宗敬先、年广嗣、汤绍箕、吕显祖、何光宗、孙念祖等。

　　汉语的演变直接影响到了取名

　　既然中国人的名字直接和汉字的特色息息相关在一起，那么汉字的发展直接影响了中国人的取名规则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国以前，史书上出现的名人，无论是夏商两代文献留下来的一些人名如孔甲、盘庚、武丁等名，还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孔丘、墨翟、孙武、庞绢等等大多为单名，其原因从孔子所著的《春秋公羊传》中所谓的“二名非礼”及“讥二名”之说中可见一斑。而秦王贏政灭六国建立大一统秦朝之时，无论是丞相李斯，上将军蒙恬、王翦，太博尉缭，甚至是内侍赵高，亦全为单名。汉代对单名的崇尚达到了顶点，突出表现在西汉十五帝，仅有2人是复名;东汉13帝全为单名西汉至东晋，54帝，4个复名，单名占94%。

　　其根本原因在于上古汉语单音节的特色比今天更加明显。如果说“表意表象”是汉字的特点，那么“一字一顿”可以说是汉语的尤其是上古汉语的特征。而儒家作为一个“崇古”著称的学派，自然而然非常推崇单名。

　　《汉书王莽传》有“匈奴单于，顺制作，去二名”的记载，意思是说，匈奴单于依顺王朝的法令，作为奖励，去掉其二字名中的一个字。而《汉书王莽传》中同样记载了王莽长孙王宗因谋图篡位败露后，被王莽下令：“宗本名会宗，以制作去二名，今复名会宗。贬厥爵，改厥号，赐谥为功崇缪伯，以诸伯之礼葬于故同谷城郡”的惩罚性记载。两相结合，可以看出在当时，双字名是被歧视甚至是作为一种被惩罚方式的。

　　《汉书匈奴传》更是有“时，莽奏令中国不得有二名”的记载。从晋代起单、双名开始不受限制，但实际上仍以单名为主，《晋书》中共有60人为复名，据《晋书》本传及年谱类工具书载，生于西晋或更早仅有13人。

　　正如前文提到的，王羲之家爱用“之”字实际上代表的是宗教、信仰的符号，并非正真意义上的双字复名。

　　而自宋代起复名所占数量比例更有了极大地提升，如《宋书》所记的245个人名中，复名人物达到了137人，占到了总数的55.9%，这是《后汉书》《三国志》《晋书》记载的时代以来，从未有过的巨大变化。仅就《晋书》而言，与其最近的《宋书》的复名人数也是前者的一倍有余。

　　而瑞典著名汉学家高本汉将汉语分为了太古、上古、中古、近古、老官话五个阶段。而王云路和方新宇老师的说法上古汉语向中古汉语演变恰恰是在汉朝。

　　取名应当越来越自由才对

　　值得一提的是在古代起名是并不自由，非常讲究“避讳”二字。例如取名时对当朝天子及其祖先名字的避讳。其起因是天子为维护其君权的至高无上，而对其名及祖先的名字的神圣化、专有化，禁止臣民妄加称呼和谈论。如秦始皇名政，因此秦改历法中的“正月”为“端月”。汉武帝名彻，司马迁在《史记》中就把“蒯彻”改为“蒯通”，东汉为了避光武帝刘秀的忌讳，秀才乃称“茂才”。到了今天这已经不可想象了。

　　而时至今日我们应当将目光向前看，虽然在一些人眼中，父母按照网络小说和影视剧起名是对先祖文明的不尊重。但是事实上汉语的发展应当是后人来谱写的，就像上古之人视之为罪的单名在中古已经不是事了，而汉语的发展应当是由未来的人决定的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