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代因为人口流动自由，商品经济发达。所以“诈骗重灾区”开始形成。为此宋代甚至诞生了划出“重法地法”这样的特别法案来进行专门的整治(当然“重法之地”针对的远不止诈骗)。当时的京畿开封作为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对周围地区产生了虹吸效应，导致其经济异常发达，和今天的北京一样形成了首都财富聚集区。而宋代人口流动又相对宽松，这导致开封府的治安一直是北宋当权者的心病。整个宋代重法区就是以开封府为中心发散出去的。开封府也当然成为了当时的“诈骗重灾区”。

　　例如在宣和中一个叫做沈将仕的中年人来东京(即开封)做官。一日和三个友人一起逛街，看到一座华丽的宅邸。三个人就在傍晚于此屋后花园漫步。忽然听到摇骰子的声音。周围也出来一群人怂恿加上眼前一群美姬不断引诱，便下了赌局。结果输光了钱袋被人请了出来，这才发现自己上当了。

　　个中布局就算是今天也是值得借鉴一番。骗子布局华丽的宅邸、一群美人还有旁边的托儿忽悠的三个饱读诗书的士子耍的团团转。

　　当时开封诈骗之风盛行到连达官贵人都参与其中，甚至是宗室贵族。“政和间,有外宅宗室不记名,多畜珍图,往往王公贵人令其识别,于是遂与常卖交通,凡有奇迹必用诡计勾致其家,即时临摹,易其真者,其主莫能别也。复以真本厚利易之,至有循环三四者,故当时号曰便宜三”。用临摹的假画骗去别人的真迹然后转手卖钱。

　　除了这种可能大部分人一生难得一见的精致布局外，更多的可能就是日常各种欺诈。当时人曾总结过京城的诈骗，有所谓“美人局,以倡优为姬妾,诱引少年为事;柜坊赌局,以博戏、关扑、结党手法骗钱;水功德局,以求官、觅养、恩泽、迁转、讼事、交易为名,假借声势,脱漏财物,不一而足,又有卖买物货,以伪易真,至以纸为衣,铜铅为金银,土木为香药,变换如神,谓之‘白日贼’”。

　　以上这些都属于民事诈骗，在宋代按照《诈伪律》欺诈犯的量刑是“诸诈取官私已取财物者，准盗论。知情而取者，坐赃论。知而买着减一等，知而为藏者减二等。”

　　不过那些过于作死的就不在此例了。例如靖康之变后，开封民妇易氏为女真人掳走，有幸见过了不少宫内人。结果知道了大量的宫内秘辛，侥幸返回后就自称被金人掳走的荣德帝姬(宋徽宗时候将公主改称帝姬)逃回。让在宫内当过差的人都无法分辨。最后还是被崇国夫人辨认出来。于是乎“大理奏狱成，诏易杖死。”

　　敢于冒充公主，骗到皇帝头上去了，其作死程度可谓前无古人后罕来者。相比之下可见今天的某地的诈骗集团比起当年无论胆色还是手段都差多了。

　　北宋灭亡宋室南迁，临安(今天的杭州)成为首都。于是杭州接替开封成为了诈骗高发地。各种诈骗犯罪屡见不鲜。

　　值得一提的是，在当时，福建既非经济重地也非政治中心但依旧是“重法”之地。而且和其他“重法”之地往往连成一片不同，是个相对孤立的存在属于“恶弱水土”。和开封杭州有所不同，“闽、粤山林险阻，连亘数千里。”福建号称八山二水一分田，土地少而人口多，加之海上贸易发达，商业气氛浓厚，导致的“无赖奸民为他路多”。

　　南宋时著名大儒真德秀就在当时世界前列的海上贸易大港福建泉州任官时下发的劝谕文中指出当地风俗“大入小出，天理不容，湿米水肉，尤为人害”(就是买卖时买入用大斗以求多收入，卖出用小斗以求少卖;买卖中卖出湿米和注水肉)其做法和今天某些地区完全一样。

　　到了明代随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拜金思维更加浓郁。同时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口也得到了一次大发展。到了嘉靖、隆庆年间人口更是爆炸到了一亿二千万。但是人口爆发了，相应的耕地却没有得到同比例的增加，导致人地关系紧张。结果就是平均十个在籍的合法民众就要对应一个非法的流民。在没有地缘和相应血缘作为纽带的情况下，社会道德对这些人的规范就非常差。从而导致明代中后期诈骗的频繁。

　　毫无疑问到了明清最发达人口最多的便是江南了。这导致了江南除了“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文人美誉外，日常生活中当地从百姓到官员都备受诈骗的困扰。

　　明人叶权就对此作出了抨击“今时货物奸伪，两京为甚，此外无过苏州。卖花人挑花一担，灿烂可爱，无一枝真者;杨梅用刷弹墨染紫黑色;老母鸡挦毛插长尾，假敦鸡卖之。”

　　假花不会害人，鸡只要没有得瘟疫，杨梅只需要洗干净都不会致人死地。这些还能算是天良未泯。还有一个恶习绵延至今——卖假药。

　　《折桂令.生药谱》中就记载了“助医人门面开张，杂类铺排，上品收藏。高价空青，值钱片脑，罕见牛黄……病至危亡，加倍还偿。以假充真，有药无方。”

　　在那个迷信的年代巫医其实并没有完全分家《金陵琐事》就记录了南京城中一个借观音招摇撞骗的故事。一个人在市场卖药，车子上载着大观音像。如果有人要问病于他便让人手里拿着药从观音手上经过。有留在观音手中的，便是“大士许服此页”。自然“市上皆神之”。有人对此感到很好奇便邀请卖药人去酒馆喝酒。酒过三巡卖药人便吐出了真相。原来药丸里面有铁的粉末，而观音像的手掌是磁石做得，结果自然会黏住。

　　如果说卖假药是黑心商人，那么骗色骗人就更是丧尽天良了。

　　比如明朝万历戊子年间的杭州就发生了这样一个案件。一个丧偶的老头有着两个儿子和儿媳。一天门口发现一老太太从早晨一直站到中午，好像在等什么人，而对方好像一直没有来。老头出入门口好多次，可怜老太太站立太久，就收留老太太住了十天，期间凡是日常家务，都是老太太一手料理，女工尤其精巧。于是在两个媳妇的劝说下娶了这位老太太。又过了十多天，才看到老太太的儿子和姐姐的孩子寻来，被邀请喝酒。老太太的儿子还拜老头为继父。最后老妪的孙子邀请他们一家去参加婚礼。借口说习俗规定女眷要前往迎亲，让老头的两个儿媳妇穿上盛装和他们一起走了，之后一去不归(当然是老太连同同伙将两名妇女拐卖了去)。老头最后为了偿还儿媳妇的衣饰倾家荡产不说。媳妇的家人因为女儿失踪还把他告上法庭，最后父子三人自尽结束，原本好好的一家人家破人亡。

　　时间到了清朝，人口进一步膨胀。到1794年，人口增长到了令人咂舌的三亿一千三百万。同时由于摊丁入亩废除了人丁税，其人生依附程度被大大松弛了。清代人口的迁徙相比前明更加自由，但这导致了大量人丁从传统的农业环境中脱离了出来成为了流民。

　　成书于清初的《养民》就吐槽“古之闲民十之一，今之闲民十之六”这种大规模人口流动自然会导致骗子基数更胜以往。这导致清代江南地区的诈骗犯罪越出越奇，到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

　　很多人以为食品安全问题是今天特有的吗?错了古代其实更加离谱。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中就记载了作者从兄万周买了一只烤鸭，结果回去一看“内傅以泥，外糊以纸，染为灸爆之色，涂以油，惟两掌头颈为真。”

　　这种能被及时发现的还好，下面这起请各位吃过饭的读者请点右上吧。

　　濑水(今江苏潥水)有人买了市场上的乳饼作为早饭吃了。他的朋友黄君到了急忙说不能吃。问他为什么，原来这是商家把草放在阴暗的地方用污物渍养。然后“久之生虫，蠕蠕然渐大如蛹，形状可畏，压其汁充乳。”结果这位可怜的客人听罢自然是吐得天昏地黑，人都萎顿了。

　　当然这种升斗小民的财富是大骗子们不屑一顾的。古玩市场的骗子才是大诈骗犯。清人钱咏记载“吴中既有伪书画，又造伪法贴，谓之充头货。”其价格也远非虫子饼能比“有数十金者，有百余金者，有至三五百金者，总视装满为华美。”总之那时候江南地区制造假古董那才是高价值诈骗。

　　从宋代的开封杭州到福建到明清的江南，我们能看到这样的经验：古代，在人员流动便利，人口聚集集中，人地矛盾较大的地区，容易借助商业的繁荣产生诈骗行为，从而使当地饱受诈骗犯罪的困扰。就古代而言，我们还可以将之归结为法治不发达，技术能力有限。而在当今的中国，在以法治国的现代社会，诈骗犯罪的猖獗更加应当依法惩治，让每个守法国民不再被各种诈骗犯罪所困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