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社会上诈骗活动甚是猖獗，无论是经济诈骗还是电信诈骗都让人防不胜防。似乎每当我们遇到诈骗的时候，接受的观念基本上都是如何防骗、如何报警、如何等待调查结果，这样的做法是没有错，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是不是这些诈骗犯他们的犯罪成本太低，对他们的惩罚太轻，才让鼠辈肆无忌惮呢?

　　自古以来中国人都讲求以诚为本，对于欺骗的行为更是深恶痛绝。而警示人们不要有欺诈、冒充之心的记载，早在《礼记·月令》中就有了：“﹝季夏之月﹞黑黄仓赤，莫不质良，毋敢诈伪”，这里的诈伪，就是欺瞒之意，说的是给周天子上缴的各类布匹，不可以次充好，要谨慎为之。所以历代王朝，对于诈伪一事，都是编入刑律之中，犯者严惩不贷。

　　现在社会上有的诈骗活动就是冒用所谓前朝公主，清代皇子的名号，用诸如解冻神秘资产，收回自家黄金需要交纳钱财，然后给予高额回报的幌子来进行金融诈骗，或是冒充国家机关，或者是某个基金名义，进行融资或者圈钱的诈骗活动。纵观各种诈骗活动，总离不开一个“钱”字，而在生活中最常见的关于钱的诈骗就莫过于人们手中流通的假币了。

　　纸币的发源，有实物可查，且被广为接受的实物就是北宋年间出现的交子。这种用楮树皮制作的钱币最早是四川“豪民十余户联保”为了给官府交付收税纳粮时人力物力的支出而创造的，随后渐渐影响到了整个北宋王朝。在建炎南渡之后，南宋又发行了类似的“会子”，之后的元明清三朝也都对纸币政策有所沿用，这其中元朝的“宝钞”发行量最为巨大，而纸币也力压铜钱成了元朝最重要的货币。

　　既然有了正版的“宝钞”，便自然会有人铤而走险，为了牟取暴利而制造假钞。由于中国古代多用同等重量的铜表示货币价值，所以在纸币之前货币的造假，多为在铸造铜钱时掺杂、掺假为主要手段，但其中大部分还是有价值的铜，可到了纸币大量发行之后，货币的造假，就变得更容易，而且成本也低廉起来。

　　由于元朝货币政策的失误，滥发纸币，政府一旦没钱，就开足马力印钞，因此“中统宝钞”、“至元宝钞”、“至正交钞”三版宝钞之下，元朝的经济一塌糊涂，不但民间对此叫苦不迭，大规模的滥发纸币也给了造假者可乘之机。

　　他们先是按照真正宝钞的样式，雕刻钞版，购买和制造楮树纸，然后勾兑印刷宝钞的专用颜料，随后成功投向市井，利润自然就滚滚而来了。照此看来这一切都与今天的假钞制作流程无异，但对于今天制造假币最高处才以无期徒刑的做法，元朝人是嗤之以鼻的。《元史·刑法志》曰：“首谋起意，雕版抄纸，收买颜料，画填字号，窝藏印造，同情者皆处死，仍没其家产”。

　　除此之外，如果出现邻居知情不报，以及坊正监察不严的情况，他们分别也要处以“杖七十七”以及“笞四十七”的惩罚。与之相应的则是元代的举报有奖机制，“首告者赏钞五锭”(《元史·食货志》)，按照元朝的货币兑换标准来看，“钞一贯为一两，五十贯为一锭”，五锭约等于二百五十两白银，并且诈伪者被罚没的家产，也会全部赏给告发者。

　　但造假者的智慧是无穷的，面对如此严酷的律法，他们将发财的手段从单纯的制造假钞变成了改造真钞。首先他们将百姓手中残破的宝钞买回之后，然后裁为若干部分，与假钞贴合起来掩人耳目，浑水摸鱼，这在今天叫做：变造印假钞。面对这样的情况，元人规定：“凡钞之昏烂者，至元二年，委官就交钞库，以新钞倒换，除工墨三十文(后改为二十文)”，而且这些旧钞被官府回收之后，会集中时间，集中焚毁，与今天的残缺人民币兑换并无大异，但总有一小撮人心怀贪念，将其高价卖给不法之人，殊不知，下一个受骗的可能就是自己。

　　除了将破损宝钞回收来避免给造假者有机可乘之外，元朝人还用法律来杜绝这种现象的出现。“诸挑剜禆辏宝钞者(指损毁、增补、聚集)，不分首从，杖一百七，徒一年，再犯流远”。其他的刑罚很好理解，徒是什么刑罚呢?在《唐律疏议.名例》记载：“徒者﹐奴也﹐盖奴辱之。”，而被判了徒刑的，一般都会被发配到盐场、驿站等地为奴，辛苦劳作，期满为止。

　　当纸币造假难以为继之后，造假者又将阵地转到了金属货币上，如用包银、镀银等手法烧造假的银锭，用羼杂的手法铸造铜钱等等。真可谓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制度总是跟不上造假者的速度，随着元朝货币政策的疏漏以及货币的过量发行，再加上这些蛀虫的侵蚀，使整个国家的经济基础日渐衰败，而当滥发货币的经济泡沫消失之后，接下来就是民生的凋敝。

　　假币制造者，不但欺骗百姓，而且掠夺国家财富，所以历代对于造假者才会如此严苛。法不容情，尤其是这些祸害小民，扰乱国家经济的诈骗犯，更是人人喊打的过街鼠辈。虽然从历史经验来看，欺诈这种活动禁不住，也罚不完。但让犯罪分子得逞的根源，除了制度与监管的不善，根本原因还在于受骗者本人，不管是贪图财货还是名利，有了贪念，就是给了诈骗犯最大的机会，想想那能一把攥出来自己汗水的票子，也就能想明白了天上是不会有馅饼掉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