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在那个火热的年代，一个上海女知青真心爱上了一个农村小伙子，却被一伙想在“保卫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邀功请赏的当权人利用。他们不顾事实真相，将农村小伙子打成了“强奸霸占女知青”的罪犯，想以此捞取政治资本。一时间，此案成为轰动安徽省的大要案。

　　1974年，安徽省五河县发生一起轰动一时的“强奸上海女知青案”。“受害人”便是我，而“罪犯”则是我深爱着的一名农村小伙子。

　　我们真诚地相爱了

　　1969年初秋，刚满18岁的我就离开繁华的大上海，来到安徽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成为五河县东集大队集体户的一名新社员。

　　不久，一个小伙子引起我的格外注意。他就是我后来的恋人，生产队会计柳谷光。

　　谷光当年20岁，生得白白净净，一副文弱书生相。一头略显稀疏的头发，梳成规规矩矩的“三七开”，脸上总是带着苦丧的神色，好像有想不完的心事。

　　谷光那时候正为一桩婚事而苦恼，他有一个童养媳叫小芬儿，与他同岁，是母亲为他抱养的。谷光从小就把她当成亲妹妹，她也一直把谷光当成亲哥哥。当谷光渐渐长大成人，小芬儿也出落成一个漂亮的姑娘，父母便开始议论他们的婚事。小芬儿对谷光一往情深，谷光却无法接受这桩婚事，为了逃避，他发愤读书，以图学业有成远走高飞。1965年，他初中毕业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县城的高中，可是，还没来得及为自己庆幸，便被一场文革风暴打回东集，成了一名“回乡知青”。谷光回乡当了生产队会计，父母便把他和小芬儿“圆房”的事提到了日程。谷光坚决拒绝这桩封建式的婚事，同父母当面争吵过，背后哭求过，婚事暂时拖了下来，可是 “圆房”的阴影一直困扰着他，使他常年累月地陷在苦闷中。

　　开始我当然不知道这些，只感到这个小会计有点古怪。出于好奇，我便想接近他，后来，我被指派担任生产队记工员。因为会计与记工员的工作关系，我们的接触多了，我和他一起学打算盘，一起算工分账。一天晚上，谷光终于忍不住向我倾诉了自己心头的痛苦。他说得很伤心，我也陪他落了泪。

　　冬去春回，转眼三年过去。知青们一个接一个飞回上海，乡亲们认定我早晚也会飞走，便渐渐对我冷落了，谷光一家却对我更加关照。

　　1974年夏，是一个多雨的夏天。东集全村人都为烧柴发愁。那天中午，天下着大雨，我正为没有干柴做饭急得落泪，谷光抱着一捆干柴来了。我们一起烧火做饭，吃了一顿我感到最香最甜的美餐。不久后的又一个风雨交加之夜，我患了重感冒，高烧39度，躺在床上，我只想哭。正在外面风雨大作时，谷光淋着雨来查看集体户的房子，一见我卧病在床，他二话没说，转身就向公社卫生院跑去。这天夜里，谷光坐在我床前喂水喂药，陪我度过一个风雨之夜。从此以后，一种美妙的感觉开始在我心里萌生。

　　春节到了，我第五次请假回到上海过节。这时我才突然意识到自己爱上了谷光，而且爱得很深，已经难以同他分开。这年春节，我只在家住了10天，就匆匆返回东集，回到谷光身边。小别重逢的那天晚上，我们倾吐了心中的恋情。

　　我们秘密热恋了两个多月，便被小芬儿无意中撞破了。我绝没想到这个农村姑娘，竟然出奇地宽容和通情达理。她主动解除了同谷光的婚约，我和谷光的关系从此在村里公开，我也开始改口称谷光的父母为“爸爸、妈妈”，叫小芬儿为“妹妹”。

　　他和我突然成为“强奸犯”和“受害女知青”

　　一段时间，一些回城无望的知青同农村青年结婚，被视为 “同旧的传统观念决裂”的先进典型。可是政治风向突变，那些过去同女知青恋爱结婚，帮助知青“扎根农村干革命”的庄稼汉子一夜之间变成了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坏蛋”。柳谷光被当成“坏蛋”弄到学习班学习半月，他的罪名是“强奸霸占女知青”。

　　原来，五河县革委会人保组和“五· 七”办公室分别收到了揭发柳谷光“强奸”我的匿名信，信中指控柳谷光身为“有妇之夫”以教我打算盘为名，把我骗到他家里强行奸污，长期以来，他或威逼我自己上门或半夜三更窜进集体户，长期对我霸占奸污……按照匿名信中的指控，在那种特定的政治气候下，谷光罪该杀头!

　　得到柳谷光被抓走的消息，我来不及多想，跑到公社去解救。时值“保卫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高潮，破获一起“强奸霸占女知青”重案对于县、社“五·七”办、人保组的某些当权者来说，就是一次邀功请赏的机会。于是县“五·七”办一位头头亲自找我了解案情，我反复向他说明我和谷光恋爱的真相，他却好像没听见一样，反过来动员我控诉谷光对我“强奸霸占”的罪行，并且许诺，只要我能指控谷光很快就批准我回上海、上大学。

　　我明白了，有人是想借我把谷光置于死地，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我当即愤然告诉那位主任：“我既然同谷光恋爱，就准备在东集扎根，没想什么回上海，上大学。柳谷光是我的对象。”

　　对我许愿诱骗，拷打柳谷光，专案组招数用尽，还是抓不到“强奸犯罪”的证据。尽管如此，他们还是立了案，报请宿县地区革委会人保组批准逮捕谷光，并且给他挂上“强奸女知青罪犯”的牌子，在全公社100多个村庄游乡示众、巡回批斗。

　　那是一个无法无天的年代，公检法机关被砸烂，取而代之的是革委会人民保卫组。值得庆幸的是，无论是在五河县人保组还是在宿县地区人保组都有一批老政法在管事。地区人保组批捕组的几位老政法认真审查了五河县“柳案”专案组报道的案卷材料，并到东集走访贫下中农，进行实地调查取证。

　　地区专案组设在五河县革委会招待所，我向地区人保组办案人员哭诉了同柳谷光相识、相知、相爱的经过。谈了两个多小时也哭了两个多小时。调查组的女同志也跟着我落泪。

　　宿县地区人保组几位老政法没有让我失望，他们经过认真调查作出结论：“柳谷光同贺金娣属恋爱越轨，不构成犯罪。”谷光终于被无罪释放了。

　　已成定论的“柳案”突然又成轰动全省的大要案

　　谷光被释放不久，《新安徽报》突然在显著位置登出一篇所谓“柳谷光强奸知青案”的文章，并且发出严厉质问：宿县地区人保组为什么包庇罪犯?

　　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五河县“柳案”专案组个别人背地活动的结果。宿县地区人保组经过调查作出结论后，五河县“柳案”专案组个别人，仍不甘心放弃这次立功的机会。他们指使一些不明真相的贫下中农和知识青年向省革委会和《新安徽报》写信，控诉谷光“强奸女知青”的“罪行”和宿县地区人保组“包庇犯罪”的“错误”，并且多次派人到上海向我父母“通报案情”。他们告诉我父母说，我在东集被一个叫柳谷光的秃子强奸，要求他们给上海市和安徽省革委会写信。控告柳谷光 “强奸上海女知青”的罪行，许诺他们只要写信控诉柳谷光，就可以让我回上海、上大学，并且威胁他们说，不控告柳谷光就是包庇罪犯，专案组就通知工厂开除他们的公职。

　　父亲是一位思想淳朴的老工人，很快按照专案组的要求，分别向上海市和安徽省革委会发出了控告信。于是，“柳谷光强奸上海女知青案”很快引起两省市革委会的关注。“柳案”就这样成为轰动全省的大要案。

　　两省市革委会高层领导的批示，报纸批评的巨大压力，迫使宿县地区人保组不得不再派专案组重新查处“柳案”。在东集调查，他们再次得出“柳谷光不构成犯罪”的结论。在上海我家里，他们意外地了解到五河县人保组某些人采用欺骗、威胁手段，迫使我父母向两省市革委会写信控告的真相。这些正直的老政法非常气愤，当即代表地区革委会告诉我父母，我和柳谷光是自由恋爱，不存在强奸的事情。柳谷光是个不错的小伙子，而且并不是秃子，只是头发稀点儿。

　　两级专案组带来两种截然相反的案情，表明两种尖锐对立的观点，在我家里掀起一场风波。父亲和舅舅相信五河县“党组织和政府”，坚持控告谷光为我“报仇”。而母亲和姐姐则相信地区专案组和我，支持我同旧的传统观念决裂，扎根农村，最后闹成“楼上派”、“楼下派”，分成楼上楼下两家。

　　母亲在同父亲闹翻分居不久，亲自来到东集看究竟。我详细告诉她事情的真相，她一见面就相中了柳谷光这个未来的女婿，表示支持我们恋爱结婚。我们母女还住在谷光家里，同谷光一家亲亲热热地相处了5天。

　　为了做父亲的思想工作，我请假随母亲回到上海。这时我突然感到有了妊娠反应，偷偷到医院做检查，我怀孕了。我恨不得一步回到谷光身边给他一个惊喜，可我又深深地知道，“柳案”仍然没有了结，自己未婚先孕将会加重谷光的罪责。于是，我同母亲商定，给生产队去信请病假，住进无锡一位亲戚家里，后顺利产下一个男婴。

　　宝宝满月的那天中午，我由母亲陪伴着登上了北去的列车。车厢里拥挤不堪，吵吵嚷嚷。我无意中听到有人议论“柳谷光强奸女知青案”，并说马上又要开展一场新的“保卫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柳谷光还是重点专政对象”。一种不祥之感顿时袭上我的心头：把宝宝抱回去，不等于送去了谷光“强奸女知青”的铁证!我同母亲商定了一个办法：在南京通过公安机关把宝宝交给别人寄养，我同谷光正式结婚后，再来通过公安机关寻回孩子。

　　我们在南京下了车。我哭着写了一封信，掏出身上带的钱和粮票夹在信里，塞在宝宝身上，趁宝宝熟睡，将他放在站下派出所门口的台阶上。

　　我们母女泪汪汪地盯着宝宝。三个小时过去了，宝宝突然哇哇啼哭起来，声声啼哭像尖刀一样猛刺在我心上。我猛地站起来就要扑过去抱回宝宝，可是被母亲拦腰使劲抱住了。正在这时，派出所房门开了，一位中年民警走出来，左右张望一下，把宝宝抱了进去。我一下瘫倒在母亲怀里。

　　那情那爱那恨永远埋在我心里

　　回到东集，我和谷光商定1976年元旦结婚。

　　没想到我们准备结婚的消息，很快就传进五河县“五·七”办个别权力人物的耳朵里。他们决定采取组织手段，将我们分开。

　　一天上午，一辆卡车开到集体户门前，带来了县“五·七”办的调令：调我到60华里外的土埠大队插队落户。

　　那是我调离东集20多天后的一天晚上，谷光突然来到了土埠，给我送来一个包裹，那是我家寄给我的第一批结婚用品。

　　那天晚上我们紧紧相拥，说一阵，哭一阵，一夜无眠。天亮了，谷光不想离开我，我也不想让他离开。没想到上午就出了事。

　　谷光被公社人保组抓走的时候，我正在地里干活。谷光被抓到公社就被吊到梁上拷打。我赶到的时候，谷光已经被拷打得皮开肉绽昏死过去。我当面指着凶手们大骂。那位头头拿出纸笔让我写出遭到柳谷光“强奸”的经过。我忍无可忍，冲上去就是一记响亮的耳光，倔强地告诉他：“我今天晚上就在这儿陪着他睡!”说罢，我就把被子铺展在地，把谷光抱到被子上。

　　“土埠事件”轰动全县，震动“五·七”办的某些领导人物。为了防止我再给上山下乡运动抹黑，他们作出一项特别决定：鉴于贺金娣同志下乡插队5年来，自觉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表现突出”，给予“特别照顾”，批准其调回上海安排工作。

　　正如调我离开东集到土埠落户一样，一切来得这么突然。调令，组织关系，户口粮食关系等等，一切手续同时递到我手里。在突然降临的“特别照顾”面前，我一点也没感到惊慌，相反，我很坦然，因为我知道千余多里距离阻不断我们的爱情。于是，我冲破了他们的阻拦，再次去见谷光。我要告诉他已经发生的一切。告诉他，我将很快回到他身边，如期做他的新娘。

　　我在东集村口同谷光的父亲不期而遇。我鼻子一酸，迎上去叫了声“爸爸”，老人愣住了，两眼闪着泪光，我告诉他，我已被批准回上海安排工作，我会很快回来，我和谷光的喜事元旦如期举行。谷光爸哭了，他吞吞吐吐地告诉我：谷光同小芬儿“圆房”了。

　　我呆呆地站在那里深情地望着谷光家那座熟悉的小院，任泪水尽流淌……

　　24年过去了，我早已另为人妻人母，却永远忘不了那段情、那份爱和恨。谷光，宝宝，你们还好吗?(《方圆》1999年第7期凡子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