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妇女在婚姻家庭生活中的地位，法律都有相应的规定，主要体现在妇女的定婚权、退婚权、嫁娶违律范围等方面。

　　女性的定婚权。定婚虽是当事男女本人之事，但传统习俗和法律却认为这是双方家长之间的行为交涉。一般很少顾及个人，因为在“父为子纲”以及“在家从父”纲常伦理下，男女双方家长是实际的主持者，因此法律对于干涉婚姻的违例行为，一般不追究男女本人的责任。唐、元、明、清律关于定婚条例一般都是规定对“已报婚书及私有约而辄悔”的许嫁女实行处罚，只是在量刑上稍有差别。对于许嫁女另许他人，各朝仍视为违法行为，对此女及各夫实行处罚外，又都无一例外规定：“女归前夫，若前夫不娶，女家还聘礼，后夫婚加法。”可见，在定婚效力上，明代妇女与前后期基本一致。在男权至上的封建社会，女性的婚姻和情感被限制在狭小的范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信条，导致女性在配偶选择上，处于“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悲惨境地。在明代社会后期，一些女性在爱情对象选择上，逐步摒弃“媒妁之言”，“门第相当”的旧原则，提倡男女双方要相互尊重，互敬互爱。比如《宿香亭张浩遇莺莺》、《王娇鸾百年长恨》、《乐小舌拼生觅偶》这些都反映了妇女们进步的婚姻观念以及在定婚上的自主权。

　　女性的退婚权。定婚之后而解除婚约，称为退婚权或悔婚权。明律对女性可以退婚分为三种：即“妄昌”、“犯奸盗”、“男家故违成婚期”。其中， “犯奸盗”是明朝开始制定并实施的，而“男家故违成婚期”始于元朝，明朝因袭。这三种情况在明朝具体表现为：首先，在男犯罪的情况，“其定婚夫作盗及犯徒、流移乡者，女家愿弃，听还聘财。”第二，定婚后男子无故五年不要女子的情况，“无故五年不娶及夫逃亡过三年不还者，并听经官告给执照，另行改嫁，亦不追财礼。”三是在男家妄昌的情况，“男家妄昌者，加一等，不追财礼。未成婚者，仍依原定;已成婚者，离异。”可见，在退婚方面，明代女性较之于以前几个朝代，权利更为广泛，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妇女在婚姻方面的权利。

　　违律嫁娶范围的扩大。嫁娶违律是指对于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嫁娶，应当依法予以解除，且处以相应的刑罚。《唐律》户婚律对于违律为婚应行离异者几种：同性为婚、尊卑为婚、良贱为婚、娶亲属之妻妾等八中。明朝在《大明律•户律•婚姻》的规定大体略同唐律，但是又增加了典雇妻妾、娶乐人为妻及僧道娶妾等条。在娶亲属之妻妾一条中，元朝蒙古族“收继婚”的风俗，父死子可以收其庶母，兄亡而弟可收嫂，不准弟亡而兄收弟妇。由于“收继婚”是蒙古族一种约定俗成的习惯，对广大蒙古族妇女造成必须接受的婚姻事实，大大限制了她们再嫁对象的选择自由。而《明律》则坚决矫正这一“胡风”，对“收继婚”的处罚大为严厉，“若收父、祖妾及伯叔母者，各斩;若兄亡收嫂，弟亡收弟妇者，各绞”，这一规定符合汉族的风俗习惯，对明代妇女再次缔结婚姻，具有一定积极作用。

　　未嫁女的法律地位。中国古代凡女子在父母家，尚未适人者，即称之未嫁女，又称在室女。关于未嫁女的财产继承权，在我国在古代社会，未嫁女按照 “长幼有序”伦理，确定了她们的名份地位，但是在财产继承权上，未嫁女不再享有“长幼有序”的特权。因为以男权为中心的封建社会，男子是法定继承人，而女子则不是继承门户的法定继承人，直到唐代，对于女子的继承权才从法律上予于承认。唐律《开元令•产令》规定：“诸应分田宅及财物者，兄弟均分……其未娶妻者，别与聘财，姑、姐、妹在室者，减男聘财之半”。明律只是在户绝的情况下，才承认未嫁女的法定继承权，即“果无同宗应继，所生亲女承分，无女者，入官。”唐宋元朝的法律都有规定，内容上大致相同，承认在户绝情况下，财产由女继承。所不同之处，按宋律《丧葬》的规定，父母可以用遗嘱的方式剥夺未嫁女继承遗产权利。而元律则明确肯定户绝女可继承，相比之下，明律对此规定稍显苛刻，要求必须“无同宗应继承者”的情况下，女子方可继承，这种有条件的继承比之唐、元律无疑是对女性继承权的削弱。

　　既嫁后的法律地位。在古代社会，妻的概念很宽泛，既包括正妻，即通常所说的“生母”，此外还有妾。一是为妻的人身权。在明律上，“夫尊妻卑”表现在夫妻相互犯罪时的“同罪异法罚”，这必然造成妻子人身权的损害，如妻子打丈夫，“仗一百”，至折伤以上，“各加凡人三等”;而丈夫殴打妻子，“非折伤，勿论”，“至折伤以上，减凡人二等”。在《唐律》中也有类似规定，可见，在相同斗伤程度下，法律对妻子的处罚，远远重于对丈夫的处罚。更有甚者，丈夫过失殴杀妻子，唐、宋、明、清律一概列为“各勿论”，可见，各朝法律都把妻子视为丈夫的私有财产，甚至妻子的生命也得不到保障。二是为妻的财产权。唐朝，妻的财产权既包括出嫁时的嫁妆，也包括“户绝”情况下，依法继承本家家产，唐文宗元成元年《教节文》规定，户绝时“无男空有女，女出嫁者，令女合得财产”，元朝一般的妇女，可以自由处分嫁妆，《元典省户部》“五兄弟分争家产事条例”规定：“应分家财，若因……妻家所得财物，不在分限”，“对于改嫁的妇女，不论是生前离异，还是夫死寡居，但如果要再嫁他人，其随嫁妆”，可见，元朝规定是不听前夫之家为主，并许随身搬取。明代以后，随着统治者对妇女贞节控制的日趋严格以及统治者对女性离婚改嫁及寡妇再嫁行为的歧视，原属于出嫁女的个人财产—嫁妆已逐渐演变为夫家财产的一部分，明朝法律对此做出限制：“凡妇人夫亡无子……改嫁者，夫家财产及原有嫁妆并听前夫之家为主。”对于寡妇守节者则允许其继承遗产，同时还做出“合承夫分”的规定，由此可见明律实质上剥夺了妻子的财产权。三是为妻的离婚权。唐以后法律把“若夫妻不相和谐，而两愿离者，不坐”作为离婚原则，也就是离婚只要在两厢情愿的前提下即可实现，即协议离婚。此外还规定“凡妻无应出及义绝之壮而出之者，杖八十。虽犯亡出，有三不去而出之者，成二等追还完聚。”这“七出”是指不顺父母、无子、淫、妒、有恶疾、多言、窃盗。七出又称七去，或七弃，是为中国古代传统之休妻条件，而“三不去”是指“有所娶无所归、与更三年丧、前贪贱后富贵。”这是明律对于出妻所作的限制性规定，在一定范围内维护了妇女的权利。但在实际情况中，若妇犯恶疾，犯奸，“三不去”的限制往往无效。夫纵容妻、妾与人通奸，夫逃之过三年者，殴妻至折伤以上，典雇妻子、被夫之父母非理殴伤的情况，妻子可向丈夫提出离婚。四是为妻的改嫁权。明律规定寡妇改嫁由公婆作主，而明朝社会风气大变，妇女在实际生活中有了较宽泛的改嫁权，对于寡妇守节与否，很多时候是由自己作决定，比如《水浒传》第二十五回：“王婆向潘金莲说道，初嫁从亲，再嫁由身，阿叔如何管理。”有的地方还有夫未病死时媳妇就被聘为他人之妇的风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