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法制文明的历史发展中，监察立法源远流长、辗转相承，从制度层面维持国家纲纪与吏治、发扬正气、打击贪腐，是维持廉政的一道重要防线。

　　自战国官僚制度形成起，监察立法不断发展。监察立法规定了监察机关的设置、职掌、地位与行使权力的方式方法，从而使监察活动有法可依。由于监察官是皇帝的耳目之司，因此，其品级虽低但可以纠弹高官。又由于监察官依附于皇权而存在，其职权的有效性也受到皇权的制约。在漫长的封建时代，监察官还受到儒家忠君爱国和文死谏、武死战的道德训条影响，即使是在宦官专政的明朝也出现了许多直言敢谏、冒死纠弹的铁面御史。

　　战国时期为适应对官僚系统监督的需要，执掌监察职能的治官之官——御史开始出现。《史记•滑稽列传》记载，齐威王置酒于后宫，召淳于髡并赐之酒，“问曰：‘先生饮一斗而醉，恶能饮一石哉!其说可得闻乎?’髡曰：‘赐酒大王之前，执法在傍，御史在后，髡恐惧俯伏而饮，不过一斗径醉矣’”。说明御史的纠察职责对于百官具有震慑作用。据《云梦秦简•尉杂》记载：“岁雠辟律于御史”。这说明御史除行使行政监察权外，还行使司法监察权。史书中还有“始皇三十四年，谪治狱史不直者筑长城及南越地”的记载。

　　汉朝建立以后，随着皇权的加强，中央监察机关已经独立于朝堂之上，同时建立了多元化的监察体制，包括三公九卿在内的京师百官、地方长官、皇亲国戚以至监察官自身都被置于这张网络之中，受到来自一种或多种监察组织的监督，对于贯通政令、整饬吏治、廓清风气产生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汉武帝时制定监察地方的《六条察郡之法》，又称《六条问事》，其中明确规定二千石即郡守阿附豪强，通行货赂为地方监察的重要方面。《六条问事》以地方二千石的高官及其子弟以及强宗豪右为主要监察对象。虽然部刺史只是六百石的低级官员，但可以监察、奏弹二千石的地方长吏与王侯。这种以下察上、以卑督尊的规定，是汉代监察制度的一个特点，也为后世许多朝代所仿效。

　　唐朝是监察制度臻于完备的朝代，以御史台为最高监察机关，御史大夫(从三品)一人为台长，率领群僚行使监察权。御史台下设三院：台院，设侍御史四人执掌“纠举百僚，推鞫狱讼”;殿院，设殿中侍御史六人掌殿庭供奉之仪式;察院，设监察御史十人掌“分察百僚，巡按郡县，纠视刑狱，肃整朝仪”。察院是御史台三院中最重要的职能部门，监察御史品秩虽低，但职务繁杂，百司畏惧，是皇帝的耳目之司。唐朝作为封建盛世，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政策的适当与稳定，制度的健全与官吏的秉法执政，而这一切又都与御史监察、谏官谏诤的制度化、法律化分不开，算得上是封建时代监察制度正面效应的表现。唐玄宗在《饬御史•刺史县令诏》中指出：“御史执宪，纲纪是司”。唐睿宗更进一步指出：“彰善瘅恶，激浊扬清，御史之职也。政之理乱，实由此焉”。

　　明朝建立以后，朱元璋鉴于吏治败坏是元朝覆亡的重要原因，确立了以重典治吏的方略，因而十分重视监察机关的作用，曾经面谕都察院长官：“国家立三大府，中书总政事，都督掌军旅，御史掌纠察，朝廷纪纲尽系于此，而台察之任尤清要。卿等当正己以率下，忠勤以事上，毋委靡因循以纵奸，毋假公济私以害物”。为了加强监察机关的效能，朱元璋废除了御史台的三院制，置都察院统一行使监察权，并且赋予监察官单独进奏的权力，使其真正成为皇帝的耳目之司。皇帝也临时派出巡御史巡察地方，所谓“代天子巡狩”，出巡御史具有“大事奏裁，小事立断”的特权。此外，明朝还开展了大规模的监察立法活动，并取得了新的成就。除在《诸司职掌》与《大明会典》中都设有专章规定都察院及六科的监察职责、权限及活动原则外，还制定了很多单行的监察法规，其中以明英宗时制定的《宪纲条例》最为史书称道。明朝监察法的实施确实有助于从多方面改善吏治，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障了社会的稳定和发展，维系了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但是，明朝中后期的宦官专权，使得监察法多成为具文。

　　清朝的监察法制称得上是集过去历代监察法之大成。清朝监察法除在《大清律例》、《大清会典》、各《部院则例》中有所体现外，主要集中于乾隆朝编纂的《都察院则例》与乾、嘉、道、光四朝编制的《钦定台规》。其中《钦定台规》是集秦汉以来监察立法之大成，是中国封建历史上最完备的一部监察法典。由于《钦定台规》以“钦定”的形式出现，因此，其辑录的谕旨之多，指陈之细，均为过去历代所未有。它不仅显示了台规所具有的权威性，而且还强化皇帝所拥有的最高监察权。为了充分发挥监察官的察吏作用，雍正三年：“准科道官密折举劾……令各人密封进呈”。密折举劾保障了监察官纠弹权力的自由行使。

　　《钦定台规》肯定了监察机关的特殊地位和功能，使其能够发挥“彰善瘅邪、整纲饬纪、铁面霜威、纠慝绳诡、私惠勿酬、私仇勿毁、敢谏不阿、忠贞常矢、言出如山、心清似水、勉尽丹忱、非图誉美、民隐敷陈、治隆患弭”的作用，也为监察机关广泛行使监察权提供了法律依据，使之深入到行政、经济、司法、军事、礼仪、教育、社会等各个领域。四朝《钦定台规》根据面临的形势与任务的不同，所定的监察重点与追求的具体目标也各有不同：乾隆朝制定的《钦定台规》，继承了康熙、雍正两朝整顿纲纪的传统，以贪官污吏为主要监察对象，在一定时期总体上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嘉庆朝制定《钦定台规》时，国势开始衰微，嘉庆帝力图通过修订《钦定台规》，整顿腐败的吏治，重振纲纪;道光、光绪二朝，国家发生了巨变，已经临近末世，其所定《钦定台规》力求通过更为细致的立法挽救衰世，但已不可能取得其所期望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