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探讨印尼“9·30”屠华事件的纪录片《我是杀人魔王》入围了奥斯卡金像奖，血腥的印尼屠华事件再次进入公众视野——1965年，印尼军方发起针对印尼共产党的血腥屠杀;数十万华人在屠杀中丧命。

　　“9·30”政变中的

　　苏加诺和印尼共产党

　　20世纪60年代，东西方两大阵营形成对峙状态，而在印尼则主要有三种政治势力：总统苏加诺、印尼陆军以及印尼共产党。

　　总统苏加诺一直站在第三世界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前列，倡导“新兴力量”的团结合作，发起并领导不结盟运动，还三次访问中国。苏加诺依赖的政治力量是印尼共产党。

　　苏加诺的政治倾向引起了军队中陆军参谋长雅尼和国防长纳苏蒂安等一些亲美高级将领的不满。亲美将领们成立了“将领委员会”，在1965年9月21日的一次会议上还秘密组成新的内阁，策划1965年10月5日建军节时发动推翻总统的政变。

　　然而总统卫队长翁东中校抢先行动了。9月30日夜22时，7辆卡车装满身穿总统卫队服的武装士兵从哈林空军基地出发，次日凌晨到达雅加达，然后分赴7名陆军将军的寓所进行搜捕。结果，陆军参谋长雅尼中将、潘贾伊坦中将和哈约诺少将被打死，苏普拉普托少将、帕尔曼少将和苏多佐准将被绑架到了哈林空军基地，后来遭到杀害。只有纳苏蒂安将军一人翻墙逃匿。

　　事前，翁东曾派人两次去见当时掌握强大的陆军战略预备队兵权的苏哈托将军，向他汇报情况。然而苏哈托一直按兵不动。10月1日上午，翁东发布全国公告，声称事件目的是为保护苏加诺免受由中情局扶持的陆军将领控制。下午，苏哈托召开了参谋部会议，称翁东等人“发动政变，用暴力手段夺取国家政权。这些肯定是印尼共产党策划的”。会议决定由他统一指挥反击行动。

　　第二天苏哈托拒绝了苏加诺关于政治解决危机的要求，并迫使苏加诺任命他为负责恢复治安和公共秩序的部长和陆军司令。之后，陆军很快攻占了哈林空军基地。“9·30运动”以失败告终。

　　美国扮演的不光彩角色

　　时至今日，越来越多的解密资料显示，在这场屠杀背后，美国扮演了很不光彩的角色。资料显示，政变发生仅四天之后，美国当时驻印尼大使马歇尔·格林就表示希望军方能够利用1965年9月30日六名将军被杀的机会，指控印尼共产党阴谋夺权并控制印尼。

　　尽管格林并不确定印尼共产党是否参与了事件，但他于1965年10月5日发给华盛顿的电报中，仍强调军队必须行动果敢：“如果行动神速的话，军队现在具有击败印尼共产党的大好时机……被害将军尸体的发现，使上述汹汹势头达到了高峰。总而言之，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两天后，美国助理国务卿邦迪在同澳大利亚外交代表团会见时一起讨论了印尼局势和军队应采取的战略。随后，在北苏门答腊省发生了大规模反共流血事件。当地一个同军队有联系的穆斯林青年组织四处搜寻并屠杀共产党青年组织的领导人，他们还开始在棉兰和其它北苏门答腊城市袭击华人中的共产党人，大批华人遭到殴打，房屋、商店被烧。

　　苏哈托“祸水东引”

　　在清共过程中，军方还将目标对准了苏加诺的总统权力。1967年3月12日，军方操纵的临时人民协商会议一致通过撤销对苏加诺总统的任命，剥夺其所有职权。苏哈托也开始了他对印尼长达30多年的铁腕统治。

　　1965年那场屠杀将苏哈托带到了印尼权力的巅峰，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亲美反共成了他对内实现印尼民族的认同，对外提升国际地位的快速途径。同时,印尼军方将中国视为印尼共产党的后盾，“9·30”事件因此被苏哈托将祸水东引到了华人身上。

　　其间，印尼军方曾诬称有9名大雅族(印尼高山原住民)长老被华人所杀，挑拨大雅人对华人的仇视。报仇心切的大雅人，在许多华人住所前放置盛有鸡血或狗血的红色土碗。这就是大雅人复仇的记号，任何大雅人见到红碗，都有责任将屋里的人赶尽杀绝。

　　根据幸存者的陈述，至少有好几个地方发生“屠村”事件。“沟水都变成红色”，“大雅人杀华人，就像杀鸡杀鸭一样”。美国中央情报局曾把这段悲剧称为 “20世纪最惨的集体谋杀”，具体罹难人数，迄今没有确切数据。据中情局后来的调查报告，截至1966年4月，大约有25万到50万人被杀，另有大量入狱者;据印尼官方在1975年公布的数据，则为45到50万左右。真实数字当远不止此。据美国驻印尼大使马歇尔·格林披露，当年的大屠杀，“并不区分谁是华人共党分子，谁是印尼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