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特赦国民党战犯，毛泽东嫌公安部气魄太小，华国锋决定倒光所有的口袋

　　1974年12月，毛泽东在长沙，指示特赦国民党的战犯。他写道：“还有一批战犯，放下武器已关押二十多年了，还关着干什么。把他们释放了，可以来去自由。”

　　华国锋说：毛泽东对情况非常熟悉，他自己提了一个很长的名单，问哪个人关在什么地方，现在情况怎么样了，了如指掌。解放战争是毛泽东指挥的，哪个战役俘虏了什么人，他都记得清清楚楚。凡是毛泽东问的人，华国锋都派人去查了，有的早已特赦。查清情况后如实汇报。

　　建国后从1959年到1966年春共特赦了6批战犯，释放后，头面人物在政协当文史专员，大部分当工人、农民，在街道干杂活，由当地派出所管理，回农村的生活费每月最多15元，因为当时人民的生活水平都很低，烈士、工伤的遗属在农村抚恤金也就8元。当然比他们在监狱的生活差。“文革”爆发后，毛泽东说：这场革命是与国民党斗争的继续。停止特赦是顺理成章的事。

　　“文革”中，否定了17年公安工作路线、方针、政策，战犯改造工作概不能免。抚顺战犯管理所所长金源挨斗百次以上，原来的经验被批为“投降路线”，“施仁政”。1968年春抚顺、济南、西安战犯管理所被军管。1969年管理所的干部集中下放到农场劳动、办学习班。新来的管理人员怕犯错误，对战犯“要狠点，态度要硬点，说话声要高点，离得要远点”。管理水平大为下降。

　　最使战犯头疼的是每天接待外调。外调人员硬要战犯按照他们的口径写材料，否则“车轮战”、“疲劳战”，受到训斥，甚至打骂、侮辱。即使这样，因为“文革”规定不准冲击监狱，监狱生活反而比社会上安全。特赦人员陈长捷不堪忍受批斗而自杀，沈醉等主动要求回到监狱。虽然物质待遇减少，生活水平下降，毕竟生活安定，衣食无虞，在押者安心改造，不少人利用这段时间学习、阅读马克思、列宁、毛泽东著作。随着战犯年龄增大，生病者增加。各管理所对有重病者没有急救治疗方法，对其他犯人也无紧急防治，只说不让这些人过早死掉，以便挤出“活材料”。有的医生也不敢也不愿给他们看病。

　　毛泽东提出特赦战犯，周总理也很重视这个工作，在病中找华国锋谈话，了解情况。华国锋责成公安部收集在押人员的当前思想动态，编成简报上报。建国25年，这些战犯关了 25年，大都六七十岁，年老体弱，每年都有自然死亡。12月12日，周总理在简报上批示，要公安部开列全部在押战犯名单，以便在四届人大后特赦战犯。他同时通知中央统战部、中央调查部配合公安部工作。统战部派童小鹏参加，调查部是部长罗青长参加。

　　公安部预审组的同志会同北京、抚顺、济南、西安的战犯管理部门日以继夜的工作，将战犯的姓名、年龄、籍贯、职务、被捕(俘)年月和地址、判刑的时间、改造中的表现、身体状况，一一列表说明。 12月23日，周总理在临飞长沙向毛泽东汇报之前，看了公安部所送来的战犯名录后，指示公安部尽快分类进行准备工作，以便在人大讨论后送党中央、毛主席审批。

　　四届人代会的召开为释放战犯创造了良好的政治氛围。这是华国锋任公安部部长做的第一件事。一天晚上，华国锋到公安部各单位办公室和大家见面。李震自杀后，清查中将提意见的同志压下去，部里各个单位领导，多是由军队干部或造反派担任，老公安结合得比较少，结合了也只担任副职，所以这些同志都坐在后面、边上，华国锋主动过去和他们握手，谈话。

　　华国锋指示公安部将战犯的姓名、年龄、籍贯、职务、被捕(俘)年月、判刑时间、政治表现、身体状况，一一列表说明，打印若干份，与会者人手一份，以便遵照周总理的指示开会研究，他要亲自主持会议。一直到四届人大结束才有时间办这件事。

　　华国锋担任副总理后，主管的工作多了，接见外宾多了，据不完全统计，仅1975年一年华国锋接见外宾就有100次左右。他还要参加政治局会议。每天上午 9时或10时起床后，在家看文件、处理国内事务，下午到人大会堂或紫光阁会见外宾，晚上出席政治局会议，研究战犯的工作只能放在晚上10时之后。如果这天下午活动结束早，晚上没有会议，他就来得早，和参加会议的同志一起在中南海的小食堂吃晚饭。四菜一汤，6个人一桌。他和同志们共坐一桌，边吃，边议论。干部不论高低，吃得都是一样，可是交的钱却不一样。当时13级干部以上为高级干部，交得多;13级以下交得少。那时全国工资分成11类地区，湖南的工资级别比较低，华国锋10级199元，北京10级干部是209.9元。

　　会议在中南海第四会议室召开，除公安部负责干部施义之等人外，还有最高法院院长江华、副院长曾汉华、统战部负责人童小鹏，调查部部长罗青长、总政负责同志参加。预审局作具体工作的同志坐在后排。

　　研究战犯名单，军队干部和造反派一问三不知，姚伦从1946年就做审讯工作，对战犯情况了如指掌，如数家珍。华国锋将姚伦从后排请到他的旁边坐下。华国锋看着战犯的名单，一个一个地过，议论每个人的各种情况，发现名录所写的情况有错误，当场改过来。会后预审局的同志随时整理，重新打印，再发给与会者。

　　将每个人的情况搞清楚后，大家再进行分类，哪些人可以特赦，哪些人不能特赦，为什么，都要讲得清清楚楚。华国锋主持会议，让大家畅所欲言，将种种想法都提出来，反复进行比较、研究。12点时，食堂准备了夜宵，每人一份。

　　会议常常到后半夜才结束。江华年纪大了，一到后半夜就坚持不了，闭上眼睛打个盹。会议开了二十多夜，华国锋知道大家辛苦，有二三次放个电影，看完电影后继续开会。会议结束时常常是东方破晓。一次开会，华国锋看到调查部来的是副部长熊向晖，散会时走在院子里，华国锋问熊向晖：“罗部长为什么没来?”“生病了。”“住在哪个医院?”“住在阜外医院，因为调查部的公费医疗在阜外。”华国锋随即坐在台阶上，从笔记本撕了一张纸，给北京医院写了一张条子，交给熊向晖。由此，罗青长住进北京医院。华国锋对干部的关心令人感动。

　　经过反复讨论研究，由公安部拟定一个名单，上报中央《关于第七次特赦问题的报告》。报告提出13人继续关押，不能特赦，其中有周养浩、谢代生。公安部的报告经周恩来审阅后，送到杭州。2月27日，毛泽东在杭州看了公安部的报告和准备在人大常委会的说明后，做长篇批示：

　　锦州、大虎山、沈阳、长春，还有战犯为什么没有?放战犯的时候要开欢送会，请他们吃顿饭，多吃点鱼、肉，每人发100元零用钱，每人都有公民权。不要强迫改造。

　　都放了算了，强迫人家改造也不好。土改的时候，我们杀恶霸地主，不杀，老百姓怕。这些人老百姓都不知道，你杀他干什么，所以一个不杀。

　　气魄太小了。十五元太少，十三人不放，也不开欢送会。有些人有能力可以做工作。年老有病的要给治病，跟我们的干部一样治。人家放下武器二十五年了。②

　　毛泽东指示“都放了算了”，真是出乎大家的意料。事情一下子变得简单了，不必再研究如何分类处理。

　　华国锋看到毛泽东的批示后，感到主席气魄大，胸怀广阔，毛泽东就是要放民愤大的。因为放这样的人对社会震动大。

　　华国锋先召开公安部核心组会议，传达毛泽东批示。然后火速在中南海召集会议。参加的有公安部施义之、姚伦，统战部童小鹏、调查部兼中央对台工作小组负责人罗青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副院长曾汉华和解放军总政治部联络部、新华社和外交部的领导，研究落实方案。

　　首先是落实一个不留，都放了的指示。华国锋说：大家要深刻领会，精心核对战犯数字，不要打埋伏。特别问施义之：“所有的名单是不是全了?你口袋里还有没有，要倒光啊，不能再留一个。”施义之说：“口袋光光的，全部列上了。”

　　华国锋又亲自翻材料，释放的6次战犯和这次战犯的名单与1959年第一批特赦战犯时上报中央的战犯总数856名对上，一个也不少。调查部部长罗青长、统战部童小鹏等都说没有问题，华国锋才放心。为了万无一失，华国锋说：会后，公安部与解放军总政治部一起查明在锦州、大虎山、沈阳、长春被俘的战犯及处理情况。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这个任务。查明后，华国锋如实一一报毛泽东。

　　在清理在押犯时，发现其中有原国民党中将军长赵自立等25人本属不该关押的起义投诚人员，经报中央批准，先将他们释放，落实政策。然后华国锋说下一个议题，研究召开全国“四长”会议的事。“四长”是指各省的公安局长、统战部长、法院院长、民政局局长。特赦、安置战犯涉及到这四个部门。这次规定特赦人员由统战部管理，与公安部门彻底脱钩。这与前6批特赦人员的管理完全不同。必须使这些同志很好地理解毛主席的指示，才能将这个工作做好。

　　大家研究决定每人每月发100元，和以前特赦的头面人物一样，这样比北京地区17级国家干部还多2元。17级干部就是正科级，因多年不提工资，不少处长、局长也只是17级。

　　每人发给新制服装，什么颜色，因为囚服是黑色的，大家说做蓝色的。什么样式，有的说他们喜欢中山装，有的说军便服，华国锋说：“就用军便服吧!”大家也同意。决定每个人要量体裁衣，要做得合适。从1974年12月23日周总理审阅名单到1975年2月27日毛泽东批示，名单人数由323人减为318人，又死亡5人。每次开会，华国锋都叮嘱施义之，在特赦之前不能再死人了，尤其是黄维，他是这次特赦中地位最高的，是国民党第12兵团中将司令，要采取一切措施不能出任何问题。施义之通知抚顺、北京、西安、济南4个管理所要有专人负责战犯的生活和治病。但是谁也不能打包票，因为他们多年患有各种疾病，高血压、心脏病。而且都是六七十岁的人了。天遂人意，从2月27日后没有再出现新的死亡。

　　1978年，杜聿明在武汉会见袍泽故旧。左至右：宋希濂、侯镜如、萧作霖、彭杰如、杜聿明、朱鼎卿、韩浚、黄维。

　　3月5日，四长会议在京召开，会议的内容是两个，第一，释放25名起义投诚人员;第二，为全部特赦战犯做好组织、安置、宣传等工作。到会300人，除各省的公安厅局长、统战部长、法院院长、民政厅厅长外，还有中央有关的各委，总政、总参以及新华社、人民日报等新闻单位，是一次大规模的会议。华国锋亲自主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