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光宗 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

　　据新华网，国家卫生计生委主任李斌23日表示，实施单独两孩政策，可为今后进一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逐步实现城乡、区域、民族间生育政策的基本统一积累经验。改革的深化值得期待，其中抢救生育机会实乃当务之急!

　　当下的一个问题是实际生育率低于政策生育率，超低生育率持续低迷，中国已经进入政策性和意愿性并存的“超低生育率陷阱”，从而酿成少子化人口危机。我们现在不要过高估计年轻家庭的再生育热情，实际上这样的热情在巨大的生育成本和抚养成本压力之下被消解了。例如有报道称北京约有六七成家庭想要二孩，这个估计就可能偏高。如果假定真是这样，六七成单独家庭想要第二孩，但在转化成生育行为过程中会打折扣，即意愿想要二孩，结果很可能是一成到两成成为事实。其实，单独家庭和双独家庭没有本质的差异，只是家庭人口背景略有不同。例如，在想要第二个孩子的“双独”家庭中最后只有10%到20%的比例事实上生了第二个孩子。根据有关研究，1981年出生的“单独”妇女932万人，其中可能只有7.3%(68万人)受益于单独二胎政策，而大量的非独没有受益，而且想生、最后决定生的人群比较少。可以说，单独政策的受益面很小，它对人口数量、人口结构的影响是非常有限的。

　　2000年五普以来，我国现在已经不可救药地掉进了“持续的超低生育率陷阱”。多数年份总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在1.3以下，一些城市甚至在1以下，属于不可忍受的“极端低生育率”(The lowest low-fertility)。很多发达国家和地区对“超低生育率陷阱”唯恐避之不及，我国在开放单独二胎的理由中也有一个“实现适度低生育水平”的提法，这意味着生育政策的方向需要有一个根本性的转变。

　　不争的事实是，中国出现多年的持续的超低生育率已经低于政策低生育率。这意味着比政策更强的因素在作用于人们的观念和行为，这就是“新生育文化”的出现。“新生育文化”在数量上以只生一个甚至零生育为目标，以晚婚晚育、优生贵育为特征。如今的青年夫妇和新婚家庭大多是在1980年代开始发轫的“新生育文化”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

　　经验告诉人们，两个孩子可以有伴享受手足亲情不那么孤单，在成长过程中也可以互相帮助规避风险，可以分担儿女对家庭特别是对父母养老的责任，从长远看是比只生一个更优的选择。但在现实生活中，却有大量的年轻家庭选择只要一个孩子，甚至放弃政策许可范围的第二孩生育指标。

　　究其原因，一方面，生养成本的急剧上升挑战家庭的生养能力，另一方面，生育责任的瓦解大大弱化了夫妇的担当能力。生养成本不仅仅是经济成本，还包括了健康成本、时间成本、机会成本等。经济成本中也不仅仅是抚养成本，而且有教育成本和医疗成本。有调查称，大城市的生养成本少则几十万，多则上百万。纵然二个孩子的家庭千好万好，但现实是残酷的，梦想照不进现实，多数夫妇害怕当“孩奴”，只能是心向之却行止步。

　　生育文化的力量大于生育政策。除了以上影响二孩生育的原因，在文化上，年轻一代的生育责任趋于弱化，追求个人享受、个人自由、个人发展。不像过去，生育在人们来说是天大的事，是人生的使命和终极关怀——“上承祖宗、下传后世”、“做人做人就是要做出几个人来”，但“天地之大德曰生”、“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有子万事足”、“母凭子贵”等等这样的传统生育文化已经逐渐消亡。个人本位、夫妇本位的生育决策模式大量出现，成为主流。

　　单独二胎政策出台对于单独家庭来说是件好事，特别是对那些有经济能力、有生育能力、有生育意愿的单独家庭确实是个福音。这样对家庭人口数量和家庭人口构成产生明显影响，可以改变人口结构，打造一个“合适之家”;同时，规避风险能力更强，有两个孩子的家庭拥有诸多优势，孩子之间可享受手足亲情，对父母未来的养老多了一根养老支柱和依靠;在家庭发展过程中，可规避独生子女带来的各种风险，即独生子女的伤病残亡，包括孤独终老等风险。对单独家庭来说，单独二胎政策有着直接和显著的影响，只要作出再生育的选择，就会改变家庭的人口数量，使家庭的结构更加完善。

　　有一点生育回潮不是坏事，事实上每一个家庭的生育决策是分散的，扎堆生育的情况不会像想象的那么严重。我们要与时间赛跑，保护好每一个家庭的生育权利，抢救每一个母亲的生育机会，共同打造拥有二孩的“合适之家”。在生育率严重偏低的情况下，我们对生育质量要格外重视。对那些逼近优生临界年龄的高龄妇女来说，要进行科学的孕前风险评估，帮助规避风险，做到母婴健康、优生优育，这是有关职能部门最需要关注的“人命关天”大事。

　　单独二孩只是拉开了改革的序幕，中国要担心的是，全面放开生育之时，却很少有年轻人口和家庭响应政府的号召(即生育两孩)，超低生育率持续低迷，人口亏损、人口失衡、人口老弱等问题更加严重。人口的培育和成长是有周期的，是需要时间上的提前量的，到时后悔也来不及。

　　这次单独放开的改革没有同时法赋非独家庭的二孩生育权的确有违社会公正的大原则，令人扼腕和痛惜!因为政策出台不可能很密集，所以还是寄望生育政策改革深化快进，尽快全面开放二胎，实现全面、自由、自主、鼓励二孩生育的政策。人命关天，迫在眉睫;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人口治理方式需要做一个“历史的切割”，即告别一胎化。现在单独二孩只是象征性地告别、部分地告别，而不是实质性地告别。实质性地告别就要有巨大的勇气和高远的智慧，就是对过去的错误和教训有深刻的反思和猛醒，重新打造中国人口的未来。中国之大，差别性也很大，不能用大一统、同质性很强的政策来规范13亿多中国人的行为。在生育政策问题上，中国要有国际视野学取普世价值，要有历史反思汲取经验教训，做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有时吸取教训比总结经验更为重要，可以避免在似是而非的道路上渐行渐远。

　　在史无前例的人口危机面前，抢救生育机会，遏制生育递减，是在为民请命，何尝不是在为国家造福?实在是利在当代功在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