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域外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考量

　　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均在公司法中规定了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美国、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其股东代表诉讼制度设计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起诉股东的资格。在股东代表诉讼中，为了防止股东滥诉，各国和地区法律一般都对起诉股东的资格从持股期限上进行了限制，有的国家还对股东持股的数量提出了要求。

　　1、持股期间的限制。美国采取“同时拥有股份”原则，即提起代表诉讼的股东必须从被告对该公司实施侵害行为起至诉讼判决之时都持续拥有公司的股票。该原则意在防止有人在获知公司遭受侵害之后故意买入股票而通过诉讼牟利的投机行为。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采用简单的固定期限限制。《日本商法》第267条第1款规定，提起代表诉讼的股东必须是持有股份六个月以上的股东。为了证明持股达六个月以上，记名股东必须在股东名册上登记为股东超过六个月，无记名股东则必须将股票寄存于公司达六个月以上。但如果公司成立未满六个月，则只要在公司成立后持续持有公司股票者就可以提起诉讼，不须受持股六个月期限的限制。我国台湾地区公司法第214条规定，提起代表诉讼的股东必须持有公司股票达一年以上。

　　2、股份数的限制。美国和日本都没有对股东的最少持股数作出限制，因此，持有最小单位股者都可以提起代表诉讼。但我国台湾地区地区公司法第214条规定了提起代表诉讼的股东必须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百分之五以上的份额。

　　(二)诉前救济。由于股东代表诉讼是一种代位诉讼，是为原公司内部监督体制失灵设计的补充救济，因此其适用的前提是公司内部救济手段的用尽。用尽公司内部救济指的是股东在公司遭到违法行为损害后，不能立即直接提起诉讼，而必须先向公司监督机关提出由公司出面进行诉讼的请求，只有在请求已落空或注定落空、救济已失败或注定失败时，股东才可以代表公司提起诉讼。用尽内部救济的程序意义在于：1、尽量维护公司正常的治理结构，给公司有关机关一个履行职责的机会。2、通过程序缓冲，过滤掉不成熟的代表诉讼，给股东更多“三思而后行”的空间，使诉讼行为更加理性。3、直接赋予股东代表诉讼的权利，易使公司有关机关随时处于“被动诉讼”威胁的境地，且用尽诉前救济可以减少股东不负责任的“敲诈性”诉讼。

　　对该项原则，各国法律一般规定了股东要求公司提出诉讼的请求应以书面形式向公司特定机关作出。由于各国公司治理结构不尽相同，公司内部负有主要监督责任的机关，即救济诉诸的对象也不尽相同。

　　美国大多数州的公司立法要求代表诉讼的起诉股东必须先请求公司董事会起诉，待此请求无效果后，才可以提起代表诉讼。美国的公司结构属于“二元模式”，公司内部没有专门的监督机关，董事会同时兼有监督职责，因此，董事会成为大多数州法律规定的救济诉诸对象。另外，美国还有部分州的公司立法将股东大会作为救济的诉诸对象。

　　大陆法系公司法一般规定有专门的监督机构——监事会，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地区亦不例外。监事会有对侵害公司的行为进行监督并提起诉讼的权利和义务。因此，在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地区，股东在提起代表诉讼之前必须先请求公司监事会进行诉讼。

　　(三)此类诉讼的当事人。在代表诉讼中，股东是以自己的名义代表公司起诉，因此在诉讼中，公司本身将处于一个微妙的地位，使得股东代表诉讼的主体比起一般的诉讼更加复杂。

　　在股东代表诉讼中，原告主要是用尽内部救济之股东，但公司也可加入原告。《日本商法典》第268条第2款规定，公司可以参加诉讼，但在当地延迟诉讼或法院负担显著增大时，则不在此限。

　　而股东代表诉讼中的被告包括：1、董事会。股东代表诉讼肇始于董事对公司的侵害行为，直至今日董事会仍是各国股东代表诉讼立法针对的主要对象。根据《日本商法典》，股东代表诉讼的被告仅限于董事，我国台湾地区地区公司法中也有这样的限制，而在美国，大量该类案例所指向的亦是公司董事。2、其他危害公司利益者。在美国现行法律中，股东代表诉讼的被告是从事违法行为而对公司造成损害之人，因此不只是公司董事，董事以外之任何人，包括公司以外的人，只要其行为对公司造成损害，都可以成为代表诉讼的被告。

　　(四)诉讼管辖。公司所在地法院具有管辖权。

　　(五)诉讼担保。诉讼担保是指法院在受理案件之前或诉讼过程中应被告的请求要求原告提供一笔资金或财产，以在原告败诉的情况下对因诉讼产生的费用及可能给被告造成的损害进行担保的制度。许多国家法律要求股东代表诉讼中的原告提供诉讼担保，以防止滥诉现象。

　　根据《日本商法》第267条第二、五、六款的规定，股东代表诉讼的被告提出请求并证明原告存在恶意时，法院得依被告之请求命令原告提供相当之担保。这里所谓的恶意指的是被告要证明原告明知道所提起的诉讼会侵害被告还提起诉讼。

　　我国台湾地区地区公司法第214条第二款也有相似的规定——“股东提起诉讼时，法院因被告之申请，得命起诉之股东提供相当担保”。

　　在美国，有的州要求原告股东提供诉讼担保，有的州并不作要求。

　　(六)诉讼赔偿。设计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出发点就是在保护小股东利益和防止滥诉二者间寻找平衡点。因此，在诉讼结束后，对于遭受损害的一方，法律会给予一定赔偿或补偿，以平衡原告与被告两者的利益。

　　在原告胜诉时，被告赔偿的情形有：

　　1、被告对公司的赔偿。股东代表诉讼中原告胜诉则意味着公司确实遭到了损害，公司应是被告履行赔偿义务的直接对象，这在各国法律中不存在异议。赔偿方式包括财产赔偿和非财产赔偿。2、原告获得的赔偿或补偿。代表诉讼的被告败诉后，获得直接赔偿的是公司而非原告。固然，公司获得赔偿也可使原告股东间接获得利益，但这种利益是平均分摊给全体股东的，而在诉讼中花费了精力和金钱的仅仅是原告股东。因此，应对原告股东进行赔偿或补偿才符合公平原则。这种赔偿又包括两种情况：第一，由被告直接向原告股东赔偿。我国台湾地区地区公司法第215条规定，当代表诉讼所依据之事实显属实在，经终局判决确定时，被诉之董事对于起诉之股东因此所受之损害，负赔偿责任。在美国，某些情况下，法院可以直接根据原告股东持股比例判令被告将赔偿付给原告，而不是将赔偿付给公司。这种情况包括：(a)如果被告还是多数股东且控制整个公司时，此时赔偿付给公司，无异使被告获益;(b)若大部分股东是作为诉因的违法行为的教唆者或帮助者时，此时赔偿付给公司也等于是使违法行为者获益;(c)大部分股东是无资格起诉的股东，例如是起诉后才取得股票的股东，这些股东实际上并未因被告的违法行为遭受损害，赔偿付给公司等于使这批股东额外获利;(d)如果原公司因合并而消灭，则赔偿应该直接给原公司的股东，否则合并后存续公司的股东将获得不当得利。

　　2、由公司向原告股东补偿。《日本商法》第268条之二规定：“股东胜诉时，在诉讼过程中除了诉讼费用以外所支出之必要费用以及所支付之律师报酬，该股东可以请求公司在其支出之费用范围内以及报酬额范围内支付相当之数额。”

　　在原告败诉的情况下，公司可请求原告股东赔偿。《日本商法》第268条第二款规定：“股东败诉时，除非是恶意提起诉讼，否则对公司不负损害赔偿之责。”即在日本法中，当股东提起代表诉讼是出于恶意(明知诉讼是不适当且有害于公司)时，在股东败诉情况下，公司可向原告股东要求赔偿。我国台湾地区公司法第214条第二款亦规定了“如因败诉，致公司受有损害时，起诉之股东，对于公司负赔偿之责。”

　　在股东败诉的情况下，作为被告的董事等自然有向原告获得损害赔偿的权利，各国和地区法律的差别在于赔偿的前提条件不同。我国台湾地区的法律要求原告起诉之事实显属虚构时，应对董事负赔偿责任。在美国，采纳诉讼担保制度的州，如果股东代表诉讼的原告输了官司，他所提供的担保就必须用来赔偿被告在诉讼中所支付的全部费用，除马里兰州和科罗拉多州外，大部分的州要求被告的律师费也从原告的担保中支付。而且，大部分的州不论原告所提起的诉讼是否滥诉，都要求原告赔偿，只有少数几个州的求偿是限制在原告滥诉的前提下。

　　(七)保护小股东利益的其他规定

　　1、诉讼告知和诉讼参加。《日本商法》第268条第二款规定“股东及公司对于前项之诉讼(即代表诉讼)得为诉讼之参加……”;第三款又规定“股东在起诉后必须立即对公司为诉讼之告知”，此即日本法中代表诉讼之诉讼参加及强制诉讼告知制度。

　　2、不能任意终止诉讼之规定。美国法中虽没有诉讼告知和诉讼参加的制度，但却对原告股东终止诉讼作了限制。美国大多数州的公司法，以及《模范商业公司法》中都规定对于股东代表诉讼的任何和解、妥协、中止以及撤销的情况都须事先获得法庭的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