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苏联索洛维茨岛劳改营，一个叫马尔扎戈夫的犯人成功地从岛上逃走，在英国出版了一本带有自传性的书《在地狱岛上》，此书在欧洲引起了极大反响。为了消除影响，苏联决定派一个政治上可靠而且在国际上享有声望的作家亲赴岛上视察，然后用他的证言驳斥“那本卑鄙的国外伪造出版物”。他们相中了高尔基。

　　1929年6月20日，高尔基带着儿媳，在国家保卫总局官员的陪同下，来到了索洛维茨岛。根据监狱当局的精心安排，岛上的环境以及能看得见的设施均为之一变。例如把衣不蔽体的犯人全部集中起来，然后用帆布苫住，远远望去就像一堆废弃的堆积物。尽管这样，高尔基还是看出了问题。躺在长椅上休息的犯人，手捧报纸津津有味地读着，可是报纸全是倒拿的——他们想以此示意给这位“无产阶级艺术的最杰出的代表”(列宁语)，他所看到的全是假的。可惜的是，高尔基只是默不作声地走到他们身边，将报纸正了过来。

　　大出监狱当局意外的是，在参观儿童教养院时，一个十四岁的小男孩从花团锦簇的迎宾队伍中走出来，用甜甜的嗓音说：“高尔基，你看见的都是假的。想知道真的吗?要我告诉你吗?”高尔基吃了一惊，下令叫所有的随从人员都出去，他单独听这个小男孩讲了整整一个半小时。这个男孩把所见所闻都告诉了这位瘦长的爷爷，这位瘦长的爷爷从工棚里出来时泪流满面，但爷爷随后就被四轮马车接到长官的别墅里进午餐去了。孩子们一下子拥回了工棚：“蚊子的事说了吗?”“说了!”“树根的事说了吗?”“说了!”“人代马的事说了吗?”“说了!”“从台阶上推下去的情形呢?……麻袋呢?……在雪地里过夜呢?……”原来，爱说实话的孩子把监狱里所有的饥饿、阴谋、鞭打和苛待都说了!

　　屏退左右，说明他想听到真实的消息;而从工棚里流泪走出，说明有某种真实打击了这个饱经磨难的流浪汉。但知道真实并不等于维护真实，回到莫斯科，他立刻在苏联和世界各大报刊上发表文章，“以雄鹰和海燕的名义，宣称拿索洛维茨来恐吓人民是毫无根据的，宣称犯人们在那里生活得非常之好，改造得也很好”。尤其令人痛心的是，这只革命的海燕刚刚飞走，和海燕谈过话的那个十四岁的男孩就被枪毙了。他难道不懂得像律师一样保护当事人，不，他能正转报纸，斥退从人，说明他懂得专制制度的残酷性。或许因为无力，或许他压根儿就没有想过要保护这个说真话的孩子。

　　总之，这个小男孩死了，而高尔基却活着。活着的高尔基注定还要讲更多的谎话，写更多的是非颠倒的文章，死后他的骨灰还将嵌入克里姆林宫的墙上。但在1929年6月20日，这个阳光照射下的索洛维茨岛上，这个男孩灵魂抵达的高度远远高于这个“全世界无产阶级最伟大的作家”。男孩以口说的真言维护了自己内心的安宁，高尔基却以墨写的谎言玷污了自己良知的清洁。

　　六年后，一个叫罗曼·罗兰的作家访问了苏联，并写下了一本叫《莫斯科日记》的书。但同时叮嘱后人，他死之后五十年才能出版。尽管“迟到的正义不是正义”，但在这本书里，我们仍然看到了大量的来自大清洗现场的血腥细节：一个富农的儿子由于出身不好，所有大学和工厂的大门都向他关上了。罗兰的妻子玛莎对这种公然的歧视感到不可理解，高尔基却反问道：“如果需要做出选择，牺牲什么会更好一些?少数还是多数?”玛莎回答：“假设是少数。可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什么权利对想在德国人口中灭绝犹太人少数的希特勒感到愤怒?”

　　虽是这样，罗兰的亲苏态度还是遭到包括纪德在内的一大批杰出同行的非议，在这本书里，他替自己辩护道：“我维护的不是斯大林，而是苏联，无论谁是她的首脑。”

　　这和高尔基的“牺牲少数”基本上是同一思路。多少年来，我们听惯了为了整体牺牲局部、为了长远牺牲当下、为了国家牺牲个人的昏话，岂不知离开具体个人的“苏联”，或别的什么，只是一个躺在词典里的名词。随后的历史也证明，当一个政权背弃了土地，背弃了生活于其上的具体的个人，背弃了他们当下的喜怒哀乐、权利和尊严、荣辱与梦想，一味追求什么“长远目标”、“大局观念”，那么用不了多久，这个政权代表的名词就会像纸房子一样坍塌下来。不知长眠于法国墓园里的罗曼·罗兰，听到他不惜牺牲名节所维护的“苏联”不可挽救地崩溃后作何感想?套用一句中国古话，就是罗曼·罗兰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