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人眼中，本朝的法律制度较前代更为优越。张之洞就曾标榜：“我朝深仁厚泽固属美不胜书，然大要则有两事，一曰赋敛轻，一曰刑狱平。”陈其元《庸闲庵笔记》中也说：“近人诗文、制器均不如古，惟有三事远胜古人：一律例之细也，一弈艺之工也，一窑器之精也。余于博弈不肯用心，窑物不甚措意，独律例则数年州县颇能极思研虑，而叹其准情酌理，凑乎精微，平衡至当，真非古人所能尽也。”不过，在整体的制度设计愈加完备的同时，清代的地方司法系统，一直存在着一个影响恶劣、人尽皆知，但无法解决的现象：讳盗。

　　律例设计精细，却难免冤案发生

　　所谓“讳盗”，即境内如出现强盗案，特别是多名强盗入室抢劫财物，甚至杀、伤事主的案件，地方官吏往往不愿意据实立案，将盗情上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通常采取两种做法避免立案。第一是建议、诱导，甚至压服事主，使其收回报案请求;第二是讳盗为窃，即如果事主丢失的财物不多，且没有人员伤亡，就将明火执仗的入室抢劫在案卷上改为偷偷摸摸的入室盗窃，以重作轻。如果以上两种做法遭到事主拒绝，或者被上司发现，有少数丧尽天良的官吏就会采取一种最极端的方式掩盖案情——将财物被盗、事主伤亡的罪名蓄意栽赃给本非强盗的良民，特别是事主的家庭成员，造成被诬者久陷囹圄，甚至家破人亡的严重后果。

　　道光年间的名宦张集馨在担任四川按察使时曾经遇到这样一件案子。遂宁知县报告，本县一蒋姓青年男子，被十八岁的妻子胡氏与十七岁的妹妹合谋捏伤睾丸致死。知县在上报的文书中称，蒋某患有痨病，其妻欲害死丈夫后改嫁，其妹欲害死亲兄后独吞家产，所以合谋杀人。妻子谋杀丈夫、妹妹谋杀哥哥，按照清律都是凌迟重罪。对于遂宁知县这样似是而非的说法，张集馨感到难以相信。等胡氏姑嫂二人提解到省后，张集馨亲自审讯，见其二人都是纤弱女子，毫无泼悍之气。问其为何杀夫杀兄?二女对曰：“受刑后，书吏叫如此招供。”又严审验尸的仵作，仵作承认死者睾丸本来无伤，遂宁县的张师爷怕验尸单中填写死者遍体无伤会导致上司驳查，遂叫仵作捏报睾丸重伤致死。再提蒋某的乡邻亲友仔细查问，事情真相终于浮出水面。

　　此案死者蒋某夙患痨病，病势十分沉重，从床榻走到卧室门的距离也要蹲地休息。案发当夜，蒋某与妻子胡氏赤身在床上沉睡，下垫篾席，身盖絮被。胡氏睡梦中忽听其夫大喊一声，滚下地去。胡氏欲披衣而起，却找不到自己的衣服。她看到屋内墙根处被挖出一个大洞，透进光来。胡氏一边惊呼有强盗，一边赶到小姑房中借衣服和照明之具。胡氏的呼喊之声，厢屋居住的王氏母子，后院居住的蒋家叔婶都曾听见。随后，叔婶持灯前来，照见胡氏屋内墙根有洞，屋内絮被衣物尽失，本来身患重病的蒋某受到惊吓，已经躺在地上气绝身亡。大门外杳无人影，洞口泥堆上显有足迹。正在此时，又隐隐听见邻村有逐盗的叫喊声。

　　次日，该乡保长等人将蒋家盗情到县衙门禀报。知县徐钧执意讳盗，命捕役诬陷胡氏姑嫂谋夫杀兄，用以掩盖盗情。徐钧到蒋家验尸时，见蒋某因为病、吓而死，尸身无伤，恐怕不好交代，即指其背上旧抓伤为致命伤，以屋内弯针一根指为凶器。胡氏姑嫂遭严刑逼供，受刑不过，即听差役教供，自认谋杀。

　　案件的实情既被张集馨看破，胡氏姑嫂得以无罪释放。事实上，对于这类因地方官讳盗而横遭诬陷的受害者来说，能在本省内正常的审转程序中就得以伸冤洗雪，胡氏姑嫂还是比较幸运的。与她们相比，许多被诬之人的结局更要惨烈得多。

　　从制度上找漏洞：讳盗诬良是如何发生的

　　按照大清律例和吏部处分则例，地方官讳盗诬良即当反坐。即便并未诬良，只是单纯讳盗不报或是讳盗为窃，一经发觉，初审官也会被革职永不叙用。此外，如果上司官员没能及时发现初审官的以上行为，也有不小的连带责任。如此严厉的处分下，为什么讳盗问题屡禁不绝，地方官甚至不惜诬陷无辜，以身犯险?问题根源还要从清代的制度上来找。

　　首先是清代官员的考绩制度。根据清代律例和处分条例，地方如果发生强盗案，地方大小文武官员又没能在一定期限内将盗贼抓获，就有“疏防”之罪，要被本省督抚题参，由吏部给予处分。处分的轻重根据盗情的严重程度，和官员对此事责任大小、盗贼被抓获的时间长短而定。

　　例如，百姓在道路、乡村、城内被劫，盗贼逾限不获，该管州县官要被降一级调用。道光以后，因为盗案频发，条例也愈发严格，地方一旦有盗案发生，无论能否抓获，督抚往往先将该管州县官摘去顶戴、勒限缉盗。如果逾限不获，处分也较此前更重。至于大股强盗团伙作案、一地之内出现连环盗案，或是官府、仓库被劫的大案，相应官员的处分要更加严重。清代知县的品级是正七品，已经是正印官的最低一级，如果降一级调用，就只能担任佐贰一类闲职。如果这名官员本身已经带有降级留任之类的处分，再遭降调，很可能就沦落到乌纱帽不保的境地。

　　事实上，在当时的刑侦技术条件下，捕盗非常困难。州县官一旦将盗案立案上报，十之七八难逃“疏防”。除了疏防处分，如果被捕的强盗在抓捕过程中被捕役虐待致死，在解审路途中逃跑或是被同伙劫囚，关押在监时死亡或是越狱，地方官也都有相应处分。这种情况下，如果能讳盗不报，将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对地方官保全官位无疑是最有利的。而对于那些由盗而奸、由盗而杀，难以讳言的大案，一些保位心切，人品又极其败坏的官员，就会冒险做出诬良的举动。

　　清人所著官箴书中，常劝诫为官之人“公罪不可无，私不可有，盖求免公罪，即是私罪”。对盗案的处理而言，疏防处分是“公罪”，讳盗诬良是“私罪”，地方官一旦有回避“疏防”之心，就要行讳盗诬良之事，事主险入“失盗又遭官”的悲惨处境，就在所难免。

　　其次是清代的地方财政制度。一方面，清代的财政收支采取量入为出的管理办法，由中央户部统一支配，每一笔开支都要严格奏销。乾隆以后，随着人口的不断激增，地方社会矛盾也日益复杂，但僵化的财政制度不存在为州县刑名事务大量增加开支的余地。至于由地方政府出面，增收耗羡补充公费使用，虽然是普遍的做法，但也要有所限度，数量过多容易激起民变。另一方面，清代刑名大案的审转程序十分复杂，强盗案作为涉案人数最多的死刑案件，大致要经过县、府、按察司、督抚四级官府审理，案卷送交北京刑部覆核，由皇帝批准处决，中间如有情节审问不清、法律引用不确之处，任何一级都可能往返驳诘，再二再三。十几名、甚至数十名当事人、犯人、证人及其亲属在省内各级衙门之间辗转解送，成本非常之高。

　　因此，地方一旦出现重大盗案，必然经费不敷，这就需要承办此案的吏役自筹。吏役借此肆无忌惮，任意舞弊，一些经验不足的官员，因此被其玩弄于股掌之上。一些官员或不欲造成经费亏空，或不愿受制于吏役，往往有压案讳盗之举。而一些恶吏蠹役如果与大盗相串通，甚至本来就是养盗之人，受官员委派办案捕盗时，就会出现接受盗贼贿赂，转而诬陷良民的举动。

　　对于讳盗，特别是讳盗诬良这样贻祸百姓、助长盗情、破坏吏治的“虐政”，清廷和当时的有识之士都有清晰的认识，但又无法彻底打破考绩制度和财政制度从而根治这一弊端，只能不断对地方官进行说教告诫，并通过以上制下的制度设计，在个案层面进行纠错，省内无法解决，就由中央派钦差处理。而一旦督抚，甚至中央高官也“专务粉饰”，则“属吏仰体上意，率多讳匿”，那么“盗贼充斥，生民涂炭”的局面自然随之而来。张集馨在四川任职期间，仅简州一个州，一年内就有劫案三百余起，皆未通报。此后，未及五年，太平天国运动全面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