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传统法律文化源远流长，是中华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瑰宝，数千年来自立于世界法律文化之林。虽然“西学东渐”、古今异制，中华传统法系的具体体例和制度不复适用，但其“崇尚和谐”“注重教化”“以德立法、以法守德”的德育观，依然具有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当代价值。

　　中华传统法律文化崇尚和谐，注重教化

　　法安天下，德润人心。中华传统法律文化，强调道德对法律的支撑，注重道德对法律的滋养。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法律是准绳，任何时候都必须遵循;道德是基石，任何时候都不可忽视。”又如孟子所说，“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中华传统法律文化中的“尚和”“厌讼”，并不意味着逃避纠纷、拖而不决，而是强调道德在法律遵守与执行中的基石力量。

　　古代国家精英通过多种渠道促进法律与道德的结合。他们试图通过思想教育、榜样示范、舆论引导等多种渠道，努力使“尚和”“厌讼”的法律道德观深入人心。中华传统法律文化并不鼓励通过诉讼的途径来解决乡邻、亲朋之间的民事矛盾。即使必须面对诉讼之时，裁判官员仍然看重道德教育的力量。通常以诉讼双方既有情感为纽带，以儒家经义为指导，唤起其伦理亲情，最终实现不判而和。古人对待诉讼的态度，犹如孔子所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

　　在《陆稼书判读：兄弟争产之妙判》中记载了这样一则案例：康熙年间，灵寿知县陆陇其遇兄弟争财告状，并不用正常诉讼程序，乃不言其产之如何分配，及谁曲谁直，但令兄弟互呼，此唤弟弟，彼唤哥哥，未及五十声，已各泪下沾襟，自愿息讼。

　　这一案例，充分反映了中华传统法律文化中“崇尚和谐”“注重教化”的德育观。孔子认为道德教育非常重要，“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孔子说，单独用法律、政令来统治，虽然可以使人民因担心惩罚而免于犯罪，但不会使人民有羞耻之心。相反，如果用道德来教育人民，那么人民会有羞耻之心，并能发自内心地遵守法律秩序。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引“范氏曰：听讼者，治其末，塞其流也。正其本，清其源，则无讼矣”。又引“杨氏曰：子路片言可以折狱，而不知以礼逊为国，则未能使民无讼者也。故又记孔子之言，以见圣人不以听讼为难，而以使民无讼为贵”。朱熹认为，依据法律裁判案件，只能解决国家治理的“末”与“流”。只有加强道德教育，才能从根本上实现社会和谐、民无纷争，这才是法律应该追求的最高境界。

　　从以上言论可以看出，古人认为只重法律不重道德，不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矛盾，从一定程度上讲，还会激化社会矛盾，影响社会和谐。只有将法律约束与道德教育结合起来，才能正本清源，永葆和谐。

　　人民调解制度契合了中华民族“尚和”“厌讼”的传统道德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商品贸易的繁荣，诉讼案件的数量一直居高不下。人们不仅将商事纠纷、刑事犯罪诉至法院，父子、近邻也常因家庭矛盾、邻里纠纷而对簿公堂，希望由法官来判决是非曲直。仅仅依靠法律判决来化解社会矛盾的效果并不理想。有的当事人为了胜诉，借助公众媒体进行炒作，伤己伤人，社会影响恶劣。正如北京大学法学院朱苏力教授所说：“有时似乎法律得到了执行，似乎公民权利得到了保障，似乎正义战胜了谬误，但它损害了社区中原来存在的尽管有纠纷但仍能互助的社会关系，损害了社区中曾长期有效、且在可预见的未来村民们仍将依赖的、看不见的社会关系网络。”面对这种状况，法律工作者积极从中华传统法律文化中寻找智慧。2010年8月28日国家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出台了“人民调解制度”。

　　人民调解制度源于我国古代民间“排难解纷”“止讼息争”的传统，契合了中华民族“尚和”“厌讼”的传统道德。“人民调解制度是指在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以国家的法律、法规、规章、政策和社会公德为依据，对民间纠纷当事人进行说服教育、规劝疏导，促使纠纷各方当事人互谅互让，平等协商，自愿达成协议，消除纷争的一种群众自治活动”。相较于直接的法律裁判，其核心特性在于“调解”与“教育”，在调解过程中，努力促进道德体系同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互衔接、相互协调、相互促进。

　　人民调解制度实施成效显著。人民调解制度的适用范围逐渐从传统的婚姻家庭、邻里关系、小额债务、轻微侵权等常见多发的矛盾纠纷，向土地承包、拆迁安置、环境保护、医患纠纷等社会热点难点纠纷扩展。人民调解制度，是人民司法工作的必要补充，在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被国外誉为“东方智慧结晶”。

　　人民调解制度的成功充分证明了，在过于注重“洋为中用”“依法裁判”而社会效果不彰的今天，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并加倍重视中华传统法律文化中的德育观。中华传统法律文化依然是当今社会主义法治思想的重要力量源泉，正如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张晋藩教授所言，“我国法律传统的内涵极为丰富，尽管菁芜并存，但富有跨越时空的优秀内容。如人本主义的法律倾斜、法致中平的价值取向、天人合一的和谐诉求、德礼为本的道德支撑、援法断罪的司法责任、法为治具的政治方略等，都彰显了我国法律传统的巨大价值”。

　　法治教育要积极传播中华传统法律文化中的德育观

　　法治教育是依法治国的基础，青少年法治教育是法治教育的根本。我国有独特的历史、独特的文化、独特的国情，这决定了我国青少年的法治教育必须要有自己的内容，走自己的路。当代青少年的法治教育，不仅要正确讲解西方舶来的自由、民主、契约精神，更要积极传播中华传统法律文化中的德育观。

　　法治教育理论要传承中华传统法律文化中的道德要求。中华传统法律文化的道德要求需要具体化、形象化和时代化。我们可以集合专家、学者等多方面社会资源，梳理、总结中华传统法律文化中的道德元素，形成生动活泼短小精悍的故事集、案例集。在此基础上，结合现今依法治国的方略，把握新媒体传播的规律，推出内容丰富深刻，又为广大青少年所喜闻乐见的微视频、微阅读。

　　法治教育实践要强化中华传统法律文化中的道德引领。在处理民事纠纷尤其是青年之间纠纷的时候，不仅要求事实判断清楚、法律适用正确，更要求树立鲜明的道德导向，弘扬美德义行。把每一次纠纷的处理，都变成一次宣扬道德、润化人心的机会。通过发挥道德的教育作用，提高当代青年的文明素养，从而为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创造美好和谐的人文环境。

　　华夏五千年文明源远流长，先贤重德尚法，明君无不通过礼法合治、德法并施而得以开创盛世。中华传统法律文化蕴含着丰富的道德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要强化道德对法律的支撑作用。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就要注重发挥道德在法律制定与实施中的教育作用，提高全社会的文明程度。我们需要深度挖掘中华传统法律文化中的德育思想，充分发挥道德引领作用，引导人们明辨是非善恶，从而做到人人自觉守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