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广东省检察院就法律监督工作向省人大常委会作专题报告。报告综述检察机关围绕刑事立案监督、侦查活动监督、刑事审判监督、刑罚执行和监管活动监督、行政执法活动监督等各环节所进行的工作。报告提及，部分执法、司法机关存在变相抵制检察机关监督的现象，检察院对侦查机关进行的违法行为纠正，有近三成未得到纠正。

2010年，广东省人大常委会通过“加强法律监督”的专门性决定。此番发布的诸多数据，既可以看到检察机关近年来的积极作为，也让人听出不少话外音。举例说，三年来，“认为侦查机关应立案而未立案的”，检察机关依法要求侦查机关说明不立案理由3859件，同比上升了3倍。由是可知，在法律监督未加强之前，全省一年的同类检察监督案件仅400多件。而同一时间跨度内，侦查机关的执法水平还在不断提高。据此可推：以前“该立案而未立案”的情况更多，但检察监督显然并不到位。

检察监督在加强，被监督机关作为又如何？据报告中的数据：广东省检察机关三年来对侦查机关的刑讯逼供、超期羁押、违法取证、违法采取强制措施等行为予以纠正，共提出书面纠正意见或建议2888件次，其中784件次未得到纠正。按照报告中的说法，这是“部分执法、司法机关存在变相抵制检察机关监督的现象”。

“变相抵制”，在正式的公文报告中出现，措辞不可谓不激烈。具体是怎样的“变相抵制”行为，可以寻到的表述包括“对检察机关所进行的违法侦查调查，个别公安机关随便应付”。在此有必要深思，这种对法律监督的“变相抵制”行为，是否有更顽固的制度原因。事实上，司法实践中甚至存在这样的常态现象：检察院侦查监督部门，因证据不足等原因做出不批准逮捕的决定、或建议补充侦查时，不少侦查机关会转而寻求自身可控的其他渠道(比如劳教、收容教养、收容教育等)以消化案件。所以也才出现了诸如“主犯被判刑期不如从犯被劳教时间长”，进而从犯申诉“自请入罪”的荒诞案例。检察监督权的行使，会令侦查机关的权力有所忌惮，同时也需要尽最大可能压缩侦查机关所拥有的制度性“抵制”监督的空间。在此前提下，对拒绝甚至消极抵制法律监督的责任人，才有探讨如何细化问责的可能。

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地位，为现行《宪法》所明确，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中的关系，宪法用“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来表述，但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往往出现“配合有余，制约不足”的问题。于检察机关而言，过分强调与被监督机关的所谓“兄弟关系”，要么不监督，要么不敢使用强硬的监督手段。比如广东省检察机关三年来在“建议更换办案人”这一监督方式上便用者寥寥。

有些是不敢监督，有些则可能是无法实现监督，比如在“联合办案”的问题上。近来，最高法频频对“联合办案”做反思，日前又下发专题意见明确提出，法院“不得参与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联合办案”。而此前，最高法副院长沈德咏撰文强调，任何形式的联合办案都有可能埋下冤假错案的祸根，必须要坚决摒弃。检察机关是否亦应着手反思“联合办案”的利弊？尽管刑诉法有“必要时，检察院可派人参加公安机关对重大案件的讨论”的表述，但先期介入侦查机关案件办理，理论上虽然存在所谓近距离便于监督的可能性，但很大程度上还是更易导致制衡、监督作用的失灵。

不同法律部门、机关之间的分工、制衡甚至对抗，并不天然不合理，甚至正是因为权力间的拉锯，法庭上的对抗，才有法律正义实现的可能。关键在于，面对不正常、不合法的“变相抵制”行为，是否能(或曰“敢”)更充分使用法律所赋予的职权？因为，执法者严格执法，监督者严苛监督，审判者公正裁量，让分工更明晰，制约更刚性，方为宪法的有效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