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百般推卸责任，这样，找到失事的飞机残骸就成为破案的关键。失事所在地的印度尼西亚，为此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飞机坠落在古晋西北235英里的海中。4月12日，一位印度尼西亚渔夫首先发现了飞机残骸，是在净水水面下约35英尺的地方，水面上看不见。

　　印度尼西亚方面首先派出一艘巡逻艇，去出事地点勘察。4月25日，打捞工作开始，共进行了10天。全部打捞所得的残骸都运到雅加达，由印尼调查委员会、印度和英国的正式代表以及印度国际航空公司和洛克希德飞机公司顾问再次进行查验。

　　周总理的外交风采

　　破案的关键在于案发地港英当局，但港英当局却对凶手采取了姑息、放纵的态度，企图草草结案收场，不了了之。在这种情况下，中方特别是周总理做了大量的工作努力推动英国合作破案。

　　早在1955年4月14日，中共中央就发电给已经抵达缅甸的周总理，明确指出：“可以告诉尼赫鲁、吴努等人，我们确有证据，证明此次事件是美蒋特务机关的蓄意谋杀，这样使他们不要把问题的注意力，转移到枝枝节节的技术方面去。”

　　4月15日，章汉夫副外长按周总理的指示，给国内发电，提出“孤立美国，打击蒋匪，推动和压英国打击蒋匪在港特务活动特务组织”的方针建议。

　　5月7日周总理刚回到北京，就马上投入到“克什米尔公主号”坠机事件破案中去。

　　周总理先是“联印促英”，争取印度一起给英国施加压力。他接连三次通过与英国关系密切的尼赫鲁致函英国首相艾登，要求英国政府与中方合作，共图破案。5 月8日、6月4日、6月6日，周总理三次接见印度大使赖嘉文，争取印度说：“我们是被害者，印度也是被害者，希望印度站在我们方面。”“印度和中国有必要联合起来唤起香港政府的注意，要把此案追究到底，并且在破案前不能放人。”

　　在争取印度的同时，周总理又多次接见英国驻华代办，力促英国破案。

　　5月9日，周总理接见英国代办杜维廉，应允给英国提供材料，并说：“我们相信，如果把我们现有的材料提供给香港当局，是能够破案的。”对周总理的提议，英国首相于5月15日即通过杜维廉代办欣然给予了答复：“愿意全心全意地合作。”

　　7月13日，周总理乘接受新任英国代办欧念儒证明书的机会，对英国方面不久前的备忘录进行全面剖析，批判了港英当局所谓的“缺乏证据”论，指出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周总理对欧念儒说：港英当局不把侦察情况通知中方，中国政府不满意。而中国方面曾经向香港警方提供了同案件有关的37个人的材料，包括直接执行破坏飞机的主犯“周驹”的材料。港英政府也承认这是确切的，但却又说对于这一案件的主犯没有线索，而要求我们提供更多的材料。我们认为这是过分的!香港政府说主谋在逃，不能破案。这是不能成立的，也是我们所不能同意的。周总理在神奇的情报战提供的坚实的材料基础上，指出港英当局迟迟不能破案的症结所在： “直率地来讲，香港政府的政治部有许多蒋介石分子，担任这一案件的翻译和审讯人员。他们破坏证据，翻译中该翻的不翻，问话中可以问出的说问不出，甚至于连蒋介石特务凶犯的银行存款都由他们中饱了。”周总理最后表明了中方继续同英国政府合作破案的态度，并说：“香港政府也需要破案来洗清由于发生在香港机场的案件所造成的污点。”

　　作为对周总理7月13日同欧念儒代办谈话的答复，英国政府于8月2日交给中方一份备忘录，为港英当局的一系列歪理狡辩。为彻底批驳英国方面的许多遁词，推动破案继续前进，周总理又亲自出来对英国做工作。8月13日，周总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了欧念儒代办，黄华司长陪同接见。周总理态度鲜明，再次批驳了备忘录提出的“缺乏证据”论：“事情出在香港，香港政府有责任追查这个案子，即使我们不提供材料，香港政府也有责任破案。但是我们提供了材料以后，倒反而受到责备，这是在外交上很少见的!”周总理以具体实例反诘说：“既然香港当局说这些人已经‘被置于详细审讯和监视之下’，周驹怎么会逃跑的呢?”周总理还根据情报战提供的材料揭露：“备忘录说国民党特务李福基和李洛夫，‘只是在一些极次要的事项中使用的’，但实际是，他们参与了审讯工作，把材料泄露给台湾，掩盖材料，消灭口供，威胁犯人不许他们招供。”他还一针见血地指出：“香港政府不是在政治上相信我们并且同我们合作，而是相信国民党的人。这样如何能够破案呢?”最后，周总理仍然希望中英两国合作破案：“虽然我们同英国政府之间还有很大的争执和分歧，但是只要我们有材料，我们仍然愿意提供。这就表明了我们愿意协助破案的诚意。”对此，英国代办毫无招架之功地表白：“英国政府和香港当局是准备继续合作的，他们的确急于追查这一案件，直到破案为止。”

　　罪人昭示天下，烈士英名长存

　　在中国政府大量晓以利害、披肝沥胆的工作下，英国终究作了起码应有的交代。1955年9月2日，欧念儒约见章汉夫副外长，交来了“明天发出逮捕周驹的拘票”以及“对周驹的证据摘要，香港警方的调查报告”两项文件。 1956年1月11日，英国驻华代办处又将《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失事调查声明》送交中国外交部。英国政府调查结论是：香港航空公司雇员周梓铭化名周驹，被台湾特务机关以60万港元收买，乘飞机起飞前加油时，在飞机右轮舱内，安放了定时炸弹，在飞行时爆炸，导致飞机失事。香港司法当局已发出传票指控周梓铭犯有故意杀人罪。

　　但悬案并未了结，逃到台湾去的凶手“周驹”，并未受到应有的惩罚。不仅如此，还没有结案，英国方面就将所有嫌疑犯驱逐出境，实际是放回台湾。对英方这种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行为，中国政府于1956年8月4日提出了严重抗议，并郑重声明：在此谋杀案全案破获和有关凶犯和同谋犯未得到应有惩处前，英国政府仍负有不可推卸的国际责任。英国政府应继续进行彻底的破案工作，并且向中国政府和其他有关方面继续作出交代。

　　“克什米尔公主号”坠机事件后，悼唁的电函雪片般地从四面八方而来，哀悼烈士，表示愤怒，谴责卑劣的谋杀暗害行径。

　　1955年4月20日，在万隆极其紧张繁忙中，周总理抽时间听取了中国驻印度参赞申健汇报在新加坡处理坠机事件情况后，说：“烈士们的姓名，将永远写在亚非各国人民和世界先进人类为和平事业而奋斗的历史上!”他嘱咐申健将烈士骨灰留下，他将亲自把烈士骨灰带回北京。

　　4月17日下午2时，北京各界代表5000多人聚集在中山公园，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会场庄严肃穆，入口处挂着“四·一一遇难烈士永垂不朽!”的巨幅标语，会场上挂着11位烈士遗像。主祭人、全国红十字会会长李德全强烈谴责“灭绝人性的杀人暴行”。“为和平而牺牲的烈士们永垂不朽!”的口号声响彻全场。

　　英勇的印度机长贾塔尔受到人们的崇仰和怀念。1956年1月，印度总统普拉沙德博士在共和国日盛大的仪式上，给机长追授了阿轮迦宝轮勋章，表彰贾塔尔上尉机长在“死亡的关头”为拯救乘客表现的“毫无犹豫和恐惧”、“沉着冷静地采取了一切紧急的措施”。1月26日，周总理致电印度总统，表示“贾塔尔机长为和平的事业而不幸罹难，中国人民将永志不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