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新年是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日。国内就不说了，海外的华人，即使放不了假，也要聚聚会，举办一些联欢活动。但是，历史上曾有那么些年，过春节成了一种“错误”。

　　辛亥革命之后，中华民国计划逐步废弃农历，代以西方的格里高利历。在《临时大总统关于颁布历书令》中要求：“一、由政府于阴历十二月前制定历书，颁发各省。二、新旧二历并存。三、新历下附星期，旧历下附节气。四、旧时习惯可存者，择要附录，吉凶神宿一律删除。”

　　一开始，考虑到过渡时期的特殊性，民国政府并没有完全禁止旧历。普通民众依旧按照旧历规划自己的生活。但在新政府看来，维持旧节只是过渡时期的一种策略，最终目标，是消除这些代表封建残余的旧历法与旧节日。但是，即使其他的改革方案被大众所认可，历法的废除却遇到来自社会各个方面的抵制。

　　首先是工商界。新的历法与工商界长久以来按旧历实行的时间体系产生了冲突。旧历新年、端午和中秋是工商界结账的日子，如果完全依从新历，则整个工商系统要为之改变。1912年，在杭州专门进行了一场有关工商界是否要遵从新历的讨论。当时，做一个新时代的中国人，还是做一个商人，似乎是无法调和的矛盾。

　　普通百姓则对新的历法冷眼旁观。山西的缙绅刘大鹏在自己的《退想斋日记》记载：“五更各庙鸣钟，惊醒世人早起迎神，里中放炮接连不断，此其新年也。上年十一月三十日所过阳历之新年，百姓皆不以为然，惟官厅庆贺，民皆睨而视之，且谓是彼等之年，非吾之新年耳，民情大可见矣。”

　　对新历的态度最为复杂的，恰恰是推行新历最积极的官方机构。老舍曾记录了自己在除夕当天还要去学校讲课，自己的年迈老母在家里等着儿子回家过年的凄凉经历。“新年到了，正赶上政府倡用阳历，不许过旧年。除夕，我请了两小时的假。由拥挤不堪的街市回到清炉冷灶的家中。母亲笑了。及至听说我还须回校，她愣住了。半天，她才叹出一口气来。到我该走的时候，她递给我一些花生，‘去吧，小子!’街上是那么热闹，我却什么也没看见，泪遮迷了我的眼。”

　　对于这些抵触，民国政府认为是旧历的封建思想在作祟。因此，1928年，内政部宣布完全废除旧历，严禁贩售旧历，以及在旧历节日时，行政和教育系统严禁放假!“考社会日常状况，十余年来，依然沿用旧历，罔知改正……一般民众之赛会、休沐，益复寻朔计望，蒙昧如故，于一国行政制度之下，百度维新之际，而政令与社会现状，如此悬殊，若不根本改革，早正新元，非惟贻笑列邦，抵牾国体，核与吾人革命之旨，亦属极端背驰。”

　　国民党的精英意识和面对民众时清高自负的态度，在废除旧历的过程中暴露得淋漓尽致。1930年代初，国民党广州党部发行了一本名为《风俗改革丛刊》的书，其中极力批判过旧历新年是一种落后的行为。似乎过年就是愚昧，不过年就是高尚一般。书中写道：“每届废历岁聿云暮，腊鼓摧残的时候，家家户户都忙个不的办‘年货’：有钱固兴高彩烈，无的也勉为凑趣，什么爆谷，面粉，黄糖等等，一方面求过于供，一方面应接不暇;熙来攘往，络绎于途，以有用之金钱，作无谓之消耗，即令罗掘俱穷，当衫当裤，也要求‘顾住体面’?做到‘年晚煎堆，人有我有’。这种无意识的举动，真是愚不可及。”

　　但是，国民党的精英却低估了旧历所依赖的深厚土壤。即使用了非常多的“狠”词儿，普通大众依旧我行我素，对被贴上愚不可及的标签不以为意。最后，政府承认废除旧历的改革运动完全没有起到效果。1934年，民国政府发布通知：“对于旧历年关，除公务机关，民间习俗不宜过于干涉。”

　　先是用行政手段强压，再是以道德话语批判，就是改变不了那些统治者眼中的“陋习”。可见民间传统的力量实在强大。或者说，“过年”之所以能延续到今天，中国的亿万老百姓，都是大功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