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改造收获

　　遵照中央有关部门指示，对于组织战犯通过参加适当生产劳动，以利他们转变立场、观点的重要性，我们还是容易理解的，但是对于如何通过生产劳动即教育改造他们的立场、观点，又使其能够学到生产和生活技能，我们确实还是花费了一些脑筋。比如，组织伪满战犯成立医务劳动小组，就是出于这种考虑。因溥仪当皇帝时，有怕被陷害之心，在宫内自学了中医药知识;伪满大臣阮振铎早年在日本学过医学;伪满少将宪均是军医处长，考虑这些情况，我们组织他们到医务室劳动。溥仪等人经过一段时间劳动锻炼，很愿意干体力活，如参加卸煤等，溥仪很卖力气，也干得不错。后来，他得到所里的表扬还获得写有“劳动光荣”的茶杯、背心等奖品。他说：“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得到的光荣。”

　　其他一些伪满战犯经过劳动锻炼，表现得也很不错。如：伪经济部大臣于静远、伪勤劳部大臣于镜涛等人到食堂帮厨做饭，总是把厨房打扫得干干净净。伪满第11军管区中将司令官郭若霖等人，在狱中栽培果树，剪技、打药等活儿也都干的非常细心，并且从中学会了一手过硬的园林技艺。有一年，郭若霖栽培的苹果树结了果，战犯们天天都去看，一数共有20多个。有天晚上刮大风，有一半苹果落了地，他们就把落地果送到病号手里，双方内心都很激动。

　　春耕时，挑粪、翻地，活计重，战犯们都干得汗流浃背。通过劳动改造，他们也都养成了自觉的好习惯。管教干部不在时，也一样干得好。战犯们通过参加劳动，不但改造了思想，还品尝了丰收的果实和欢乐。即使冬天，他们也能吃上黄瓜、西红柿等细菜。

　　为了帮助战犯转变世界观，我们管教干部每次都干在前头，做出表率。特别是在六十年代初的困难时期，战犯们仍然享受着优厚的生活待遇，可我们同他们一起劳动却自带窝头、代食品等。为了不让战犯知道我们的情况，免得他们尴尬不安，每次午餐时，管教人员总是躲到一边儿吃饭。有一次劳动时因天下雨，有个战犯在为干部遮盖饭盒时发现干部的饭全是粗粮，消息传开，所有的战犯都深受触动。

　　七、特赦释放

　　1959年9月1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刘少奇根据中共中央建议和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九次会议的决定，颁发了特赦令，对于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予以释放。中央指示，战犯管理所不但要负责战犯在押期间的改造，还要负责释放后的生活安排。特赦后一律享受公民权，能工作的要安置就业，有病的要养起来，享受国家公费医疗待遇。

　　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关押的60多名伪满战犯中，除17名已于1955年免于起诉宽大释放外，其于40余人将得到分期分批特赦释放。对于将要特赦的这批人，我们已着手整理有关案卷教材了。其中，也将溥仪在抚顺改造十年的表现上报辽宁省公安厅。同时，也向省委书记黄火青作了汇报。

　　黄火青同志说;“伪满皇帝溥仪在我党的改造政策的感召下，有了改恶从善的表现，确实是一大胜利。从皇帝变为公民，是不易的，我们要将他的情况上报中央。中央如何批，我们就如何执行。”

　　给中央的上报材料报到公安部后，政治保卫局凌云局长请示徐子荣副部长审阅后，上报中央。经中央批准后，于1959年9月30日批复材料返回抚顺。中央同意，首批特赦国内战犯时，特赦伪满皇帝溥仪。

　　1959年12月，在特赦溥仪等人的前两天，我找溥仪谈话。那是晚上9点，在战犯管理所医务室旁的一个谈话室内，溥仪走进屋，他显得有些紧张，不知所措。我请他坐下，先递给他一支烟，便开始与他谈话。

　　我问他：“国家主席发布的特赦令，你们也学习了，特赦令中申明，对那些确有改恶从善的，将于国庆十周年时特赦，你感觉自己将会怎样?”

　　溥仪说：“我认为我与别人相比，不如他们，这次特赦不可能有我，如果要继续在这里改造，我一定老老实实接受教育。”

　　我暗示他：“如果这次特赦有你，你将怎么办?”

　　他答道：“如果这次能特赦我，完全是党对我的宽大。我前半生有罪，中国共产党指给我改恶从善的道路，后半生我一定要好好跟党走。”看来，溥仪在精神上不是没有准备的。

　　1959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委托辽宁省高级法院送来特赦通知书，抚顺战犯管理所召开了特赦大会。战犯管理所大礼堂主席台的正面写有“抚顺战犯管理所特赦大会”几个大字，两边悬挂竖联，右联是：“劳动改造，重新做人”，左联是“改恶从善，前途光明。”主席台前排就坐的有省、市委领导、省公安厅长、省高级法院院长，后排是抚顺市委、市政府和市公、检、法的领导。在押的伪满、国民党战犯300余人均参加了特赦大会。

　　我主持了会议，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抚顺战犯管理所特赦大会开始。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刘生春宣布特赦名单，颁发特赦通知书。第一个宣布的就是爱新觉罗•浦仪，溥仪感到意外，他楞了一会儿后，慢慢地站起来，在全体战犯的注目下，缓缓地走到主席台前，伸出颤抖的手，接过特赦通知书，然后鞠躬行礼。接着，其余9名国内战犯也陆续接过特赦通知书。

　　在分组讨论会上，溥仪痛哭流涕地总结了他前半生的罪恶历史，他还面对苍天发问;“谁让我走上了犯罪的道路，是封建王朝，是自己企图借助洋人的势力，复辟封建制度。”溥仪还说：“是中国共产党，是毛主席，是人民政府，是管理所的工作人员，让我懂得了人生的道路。今后，我愿意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

　　特赦大会开过之后，溥仪同其他获释战犯们，也领到了战犯管理所发给的全套新装等等。但对溥仪密藏的486件国宝，正如溥仪自己所说，应当属于人民。抚顺战犯管理所根据中央领导同志批示，派专人将这批珍品送交中央移交小组。后经周总理批示：将其中的国宝归故宫博物院，没有太大文物价值的归财政部，有些还归中国工艺品进出口公司。其中，有一块怀表是英国女王当年送给溥仪的，经有关部门同意，归还他本人。当我拿着这块怀表交给溥仪时，他非常激动。特赦后，他一直将这块怀表揣在怀中。1964年我去看望他时，他的夫人李淑贤说，溥仪曾把这块表弄丢过一次，他非常着急，坐立不安，直到后来在他的衬裤里找到了，这才安下心来。

　　1961年，我与原管教科员刘芳同志到北京汇报国民党战犯情况时，在天安门广场碰到被释放的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次长王贤玮，他询问了我们的住所，我告诉他住在公安部招待所。晚上11点半，溥仪听到消息，特意打电话说要来见我。我一再说时间太晚了，来去不方便，就不用来了。他却说，我一定要去见你，在战犯管理所时，我一直把所长当作自己的再生父母。于是，我马上让刘芳同志去买烟，并通知招待所会客。溥仪在凌晨一点钟来到招待所，谈完话三点多钟才返回去。他说，他见到我之后，心里感到很痛快，否则，心里总觉得不踏实。

　　1966年6月，我到北京办事，他正在协和医院住院。按公安部十三局苏玉涵局长的意见，我带了一些水果去探望他。后来，听说他患了肾癌，于1967年10月17日在协和医院病逝。1979年，我调到北京工作以后，还参加了全国政协为悼念溥仪而举行的追悼会。会上，我见到了溥杰，他说，溥仪虽然不在人世了，但是，中国共产党改造战争罪犯的巨大历史功绩，却永远光照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