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点是，要有违宪审查制度，保证宪法实施，没有这个制度，宪法就会落空。尽管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对国务院不适当的决定或决议予以撤销，但宪法史上没有一次主动撤销过那些不合宪法、违反人权的“决定”。譬如劳动教养制度，那是严重侵犯人权的，实行了五十多年，直到2013年才被撤销。《立法法》提出，公民对违宪的法规可以提出进行违宪审查的建议，但没有具体的程序。法学界不少人建议在全国人大常委会设立宪法监督委员会，但是我认为还不行：全国人大常委会本身是制定法律的，“自己做自己的法官”是不行的。

　　江平：我认为完善宪法通过解释和运行，主要是两个方面的问题，落实人民民主自由权利，这是非常关键的，至少人民在言论、出版、结社方面，目前还没有落实宪法规定的权利。没有法律，又不能仅仅依靠宪法，是空缺。第二个问题他们两位都提到了，就是宪法监督制度。从私权保护来看，有一部分是由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造成的，这个还好说，可以提出行政诉讼。而有些是属于行政机关的抽象行为，有一些是违反宪法的行为;这个问题不解决，宪法的规定就要落空。

　　《中法评》：对于刚刚启动的第三轮司法改革，您三位认为，此次司法改革的启动与前两次司法改革有何不同之处?对于第三轮司法改革，你们有怎样的建议和期待?

　　江平：我认为第三轮司法改革，至少跟前一次，(也就是)第二次司法改革，有根本的区别。我对第三次改革期望还是比较大的，为什么呢?因为它体现了法律至上，也提出审判权独立，包括检察权独立，去行政化、去地方化也都提出来了。在司法透明度上也不错，审判文书都可以公开了。在无罪推定上我认为是作了很大的推动，从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沈德咏的《宁可错放，不可错杀》的文章可以看出，确立了正确的思想，这一思想体现出新的审判理念。

　　至于我的期待，现在法院的院长确确实实是需要很好的再治理一下。现在各级法院院长有法学专业背景的人还是不多，大多数都是从同级官员提升上来，院长要从各区的区委书记来提拔，省里要从各地委书记提拔，副院长直接提拔上去一般来说还不够标准。在这一点来说，中国法院的院长人事，这是一个很大、也很重要的问题。法官强调专业化，法院院长没有专业化，这是很可怕的。我期待法院在人事改革上下更大的决心，可以真正把符合条件的、有经验的法官提升为院长，不能完全从行政级别来考虑。这是非常重要的，在中国要真正做到司法权威必须要司法公正，而这与法官，尤其是院长的专业素养很有关系。

　　李步云：我同意江老这个总的评价，第二次司法改革有很多问题。

　　第三轮改革我是很满意的，并寄予了很大希望，有几个好的迹象正在出现。在1979年，我曾给中央政治局写过一份报告，提出取消党委审查案件制度，这个提法被写进了六十四号文件。文件明确说，要废除这个制度。但后来回潮，改成政法委会同法院院长、检察长、公安局长讨论定案，即政法委干涉司法审判的现状。“十八大”以后孟建柱同志在全国政法工作第一次电视电话工作会议上明确地说，以后政法委不再干预司法机关办案，这是一个很好的迹象。

　　第二个迹象是信访制度，现在已经明确规定由法院、检察院提起再审，政法委也不要受理涉法涉诉信访，这一点已经明确宣布。

　　但是，《宪法》第一百二十六条必须要改，该条款不严谨。第一百二十六条说人民法院审理案件，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应该改成“不受任何机关的干涉”。党要领导，人大要监督，但不能干涉，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只服从法律，不受任何机关干涉。当然，司法改革中也存在一些问题，长期以来外行领导内行，政治领导法律，还有地方的安排问题，也有一点关系在里面。归根结底，还是职业化的问题，司法必须要职业化，在这个问题上我是同意的。

　　郭道晖：我完全赞同他们两位的看法，首先，我切身地感受到，第三次改革的确是有进步，至少我们可以期望它实现，但我感觉有点不够。它注重司法机关内部的一些改革，很少提到外部关系的改革，比如党和司法机关的关系，这个问题不解决，内部虽有很多改革，政法委或党委一句话就可以把它推翻，还是不行的。

　　其次，刚才也提到《宪法》第一百二十六条，在当时这样表述是有针对性的，有一定道理，强调社会组织不能干预主要是不许类似“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组织干涉;不让公民个人干涉也包括领袖个人、党委第一把手干预，这有历史针对性的。

　　《中法评》：注意到老师们在前面的问题讨论中意犹未尽，就再请您三位谈谈对三中全会决定的理解和看法。

　　郭道晖：十八届三中全会有一个提法：“法治中国”，什么是法治中国?法治中国与法治国家都内含“国家”，它们是同一概念还是两个概念?第九条的标题是“推进法治中国建设”，里面就把“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提出来。由此可见：“法治中国”是个大概念，包括法治国家、法治社会和法治政府。而且，不只是就国内而言，更重要的是，提出“法治中国”，还包含表明我们作为法治世界的一员，是一个国际法主体。所以，必须立足于法治世界，必须遵守和执行我们已经签订的国际条约。作为一个大国，法治中国应当承担国际责任。我们在国际法治上还应该有话语权，要参与制定国际法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