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中，对于购买大量的手机卡进行解码、复制，拨打国外的声讯台，以获得国外声讯台支付的回扣款案件，法院认定为盗窃罪。[46]笔者认为，虽然盗打电话可以构成盗窃罪，但前提是行为人具有利用处分的意思。如果行为人拨打电话的目的不是为了享受通话的过程，而是为了获得回扣，就很难说是享受财物可能的用法，而且受害方损失的是话费，行为人所得到的是通话对方支付的回扣款，即行为人所得到的与被害人所损失的并不具有同一性，故而不应肯定存在利用的意思。正如行为人为了从第三人处得到报酬，而使用暴力毁坏被害人的财物，由于被害人所损失的与行为人所得到的不具有同一性，而不能肯定抢劫罪的成立一样。诈骗罪中交出行为认定中的所谓素材的同一性，也是同样的道理。[47]

(五)诈骗罪与敲诈勒索罪

诈骗罪与敲诈勒索罪同属于基于对方有瑕疵的意思交付财产的犯罪。不同在于，前者的客观行为是欺骗，后者的客观行为是敲诈勒索即恐吓行为;前者是使对方限于认识错误，后者是使对方陷入恐惧;前者是对方基于认识错误处分财产，后者是基于恐惧心理交付处分财产。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转移财产或者说交付处分财物的原因不同。

关于冒充警察、联防队员抓赌抓嫖案件的定性，2005年6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劫、抢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九条指出，“行为人冒充正在执行公务的人民警察‘抓赌’、‘抓嫖’，没收赌资或者罚款的行为，构成犯罪的，以招摇撞骗罪从重处罚;在实施上述行为中使用暴力或者暴力威胁的，以抢劫罪定罪处罚。行为人冒充治安联防队员‘抓赌’、‘抓嫖’、没收赌资或者罚款的行为，构成犯罪的，以敲诈勒索罪定罪处罚;在实施上述行为中使用暴力或者暴力威胁的，以抢劫罪定罪处罚。”该解释明显存在疑问：为何冒充警察是骗(招摇撞骗)，而冒充联防队员时就变成敲诈勒索了呢?其实，无论是冒充人民警察，还是冒充联防队员，身份的冒充虽然具有欺骗性质，但实质上不过是使对方产生畏惧的一种资料而已，应当成立敲诈勒索罪而不是诈骗罪。[48]在我国，民不与官斗的思想根深蒂固，加之执法人员素质较低，赌博嫖娼人员之所以任其没收、甚至主动交付财物，一般是迫于官方人员的淫威，基于畏惧心理交付财物，而不是基于官员身份的认识错误处分财物。

(六)抢劫罪与敲诈勒索罪

关于二罪之间的界限，我国传统观点和通说坚持“两个当场”作为二罪区分的标志，即当场使用暴力或者暴力性威胁，并且当场取得财物的，成立抢劫罪，反之，若日后兑现暴力威胁的内容或者日后取得财物的，仅成立敲诈勒索罪。[49]但是，最近有力学说对传统的“两个当场”提出挑战。例如，张明楷教授指出：“行为人对被害人实施了足以压制其反抗的暴力、胁迫后，迫使其日后交付财物的行为，宜认定为抢劫罪。”[50]即，张教授只要求足以压制他人反抗的暴力、胁迫的“当场”，而不要求强取财物的“当场”。陈兴良教授最近也撰文指出：“‘两个当场’是以敲诈勒索罪的手段行为不包含暴力为前提的，在敲诈勒索罪的手段行为包含暴力的前提下，是否当场使用暴力并非敲诈勒索罪与抢劫罪的根本界分，其区分在于暴力的程度是否达到足以使被害人不能反抗或者不敢反抗。而且，当场取得财物也不是敲诈勒索罪与抢劫罪的根本区分，关键在于是违反被害人的意思取得财物还是基于被害人的意思交付财物。由此可见，不能按照‘两个当场’来简单地区分敲诈勒索罪与抢劫罪。”[51]即，陈兴良教授不仅不要求强取财物的“当场”，而且不要求暴力、胁迫的“当场”，仅要求暴力、胁迫必须达到足以使被害人不能反抗或者不敢反抗的程度。

笔者认为，虽然可以认为抢劫罪与敲诈勒索罪的区别之一在于，暴力、胁迫是否达到了足以压制他人反抗的程度，[52]但应看到，抢劫罪与敲诈勒索罪所侵害的主要法益仅为财产权，不同在于转移财产的原因。两者的法定刑之所以相差悬殊，是因为在抢劫的场合，行为人当场实施了足以压制对方反抗的暴力、胁迫，当场是否交出财物没有选择的余地。换言之，“成立抢劫罪，必须是在暴力、胁迫的物理影响下直接夺取财物。……暴力胁迫与财产侵害之间如果经过了较长的时间，或者后来的财产侵害是基于犯人的新的意思决定，抑或介入了外观合法的手续，等等，不再成立抢劫罪。”[53]而在敲诈勒索的场合，即便行为人当场实施了足以压制对方程度的暴力、胁迫，只要不是要求对方当场交付财物，对于是否转移财产的占有，被害人仍有选择的余地，所以说违法性相对较低。换言之，如果没有当场实施足以压制对方反抗程度的暴力、胁迫，或者虽然当场实施了足以压制对方反抗程度的暴力、胁迫，但不要求对方当场交出财物，而是要求日后交出财物的，均意味着是否交付处分财物，被害人仍有选择的余地，行为的违法性就还没有达到值得以抢劫罪科处刑罚的程度，宜评价为敲诈勒索罪。由此，为了限制抢劫罪的成立范围，传统的两个当场还是应当坚持。认为只要当场实施了足以压制对方反抗程度的暴力、胁迫，即便要求对方日后交付财物，也成立抢劫罪的观点，不当扩大了抢劫罪的成立范围，并不可取。需要指出的是，行为人当场实施足以压制对方反抗的暴力、胁迫，本意是要求对方当场交出财物，但由于被害人当场无法兑现，而同意被害人日后交付财物的，应成立抢劫罪的未遂，若日后继续勒索财物的，还成立敲诈勒索罪的既遂或者未遂，与抢劫罪的未遂数罪并罚。

例如，2009年10月19日，唐某国将伍某清和刘某军骗至某酒楼包厢，并叫来蒋某清和十余名老乡将伍某清、刘某军加以控制。唐某国以伍某清使其舅舅刘某春损失5万元为由，强迫伍某清赔偿1.5万元。期间有人从身后打伍某清的头部与背部，并以折断的筷子顶着伍某清的脖子，逼迫伍某清以“做工程签合同需交押金1万元”为由打电话要其弟伍某林存1万元到其中国农业银行的账户上，唐某国等人逼问出银行卡密码后，由同伙蒋某清持上述银行卡取走9800元(第一阶段行为);另5000元威胁伍某清在次日12时前存到唐某国指定的账户(伍某清等人脱身后报警，未存入该款项)(第二阶段行为)。期间唐某国等人威胁伍某清写下了一张3万元的欠条(第三阶段行为)。得手后，唐某国等人逃离现场。10月20日至21日，唐某国多次打电话、发短信给伍某清和刘某军，要他们汇款5000元至其指定的银行卡账户，否则对他们不利(第二阶段行为)。关于本案的定性，有三种处理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第一、二、三阶段的行为具有同一性，是基于同一种犯罪目的，即非法占有他人财物，针对的是同一犯罪对象，第二、三阶段行为是第一阶段行为的延续，因为犯罪目的未得逞，所以应视为抢劫的部分未遂，唐某国逼迫伍某清写下的借条中的3万元和被害人伍某清等人被放走以后，唐某国多次打电话、发短信向其勒索5000元均认定为抢劫未遂的数额。第二种意见认为，第一阶段的行为构成抢劫罪，第二、第三阶段的行为符合敲诈勒索罪的犯罪构成，因意志以外的原因未得逞，是犯罪未遂;与第一阶段的抢劫行为不具有依附与牵连关系，不符合吸收犯和牵连犯的特征，应以敲诈勒索罪(未遂)与抢劫罪数罪并罚。第三种意见认为，第一阶段的行为构成抢劫罪，第二、第三阶段的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未遂)，与第一阶段的行为具有牵连关系，应该采取吸收原则，从一重罪处断，唐某国等人的行为仅构成抢劫罪。[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