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认为，本案被告人的行为构成抢劫罪既遂(犯罪金额为9800元)和敲诈勒索罪未遂(未遂金额为5000元+30000元)，应当数罪并罚。对案件中的行为应分阶段进行评价，理清行为的个数。就本案而言，第一阶段是使用足以压制被害人反抗的暴力取得9800元钱，显然构成抢劫罪。逼写30000元欠条以及要求次日打款5000元并打电话催讨的犯罪事实，由于不符合抢劫罪当场取财的条件，即便暴力手段达到了足以压制他人反抗的程度，也只能以敲诈勒索罪论处。疑问可能在于，本案抢劫罪中的暴力、胁迫行为与敲诈勒索罪中的暴力、胁迫行为似乎是重叠的，怎能评价为两个行为呢?其实，虽然可以认为敲诈勒索罪的实行行为包括敲诈行为与取财行为，实施暴力、胁迫为敲诈勒索罪的着手，但是相对于抢劫罪而言，敲诈勒索罪偏重于财产犯性质，主要评价的是没有法律根据的、违反被害人真实意思而取得他人财物，因此，敲诈勒索罪不是典型的复行为犯、复法益犯，主要实行行为应为取财行为。之后打电话催讨5000元，为利用先前暴力胁迫形成的余威而实施的敲诈勒索实行行为。就逼写30000元欠条的行为而言，也可以在抢劫9800元行为以外单独评价，因为被告人是在逼取1.5万元之后另外逼写欠条的。因此，本案应以抢劫罪既遂(9800元)和敲诈勒索罪未遂(35000元)数罪并罚。

(七)抢劫罪与抢夺罪

抢劫罪与抢夺罪的共同点在于，均为强行夺取财物;不同点在于，暴力行为针对的对象以及暴力的程度。在抢夺的场合， 暴力针对的对象是财物，通常是“趁被害人不备、出其不意，遽然使用不法腕力，使其不及抗拒，而强加夺取”[55]。诚如台湾林东茂教授所言：“抢夺与强盗的关键区分在于，强盗手段的激烈使得被害人失去抵抗能力，或不敢抵抗。”[56]此外，抢夺行为属于对物暴力，虽然也具有致人死伤的可能性，但仅具有抽象危险性，一旦暴力的程度演变成对于被害人生命、身体的具体危险性，则不再是抢夺，而成为抢劫行为。例如，在飞车抢夺的场合，趁被害人不注意拿走自行车前面篮筐中的手提包，一般来说属于抢夺，但如果手提包的带子挂在自行车的笼头上，飞车抢夺行为人认识到这一点还强行拖拽的，对被害人的生命、身体的安全就已经形成了具体、现实、紧迫的危险性，行为性质不再是抢夺，而是抢劫了。[57]

(八)聚众哄抢罪与盗窃、抢夺、抢劫罪

如前所述，聚众哄抢罪法定刑较轻，是有原因的。聚众哄抢罪与盗窃、抢夺、抢劫罪等相关犯罪的关系，值得研究。“聚众哄抢并不是多人的共同抢劫，而是多人实施的使被害人难以阻止的公然盗窃。”[58]换言之，“由于聚众哄抢是依仗人多势众，制造混乱局面的方式，在财物占有人难以控制的场合下取得财物，所以犯罪行为具有相对的平和性，最多是对物使用有形力而不对人使用暴力。在聚众哄抢中，行为人使用暴力、胁迫方法压制财物占有人的反抗并强取财物的，构成抢劫罪，而不构成本罪。”[59]但司法实践中对于聚众哄抢罪构成要件存在认识偏差，认为只要是多人参与实施的，即便对看守的保安，甚至对前来阻止哄抢的警察实施暴力、伤害，也还是仅成立聚众哄抢罪或者妨害公务罪，而不是成立抢劫罪。[60]应该说，倘若聚众哄抢中使用对物暴力而具有致人死伤的可能性，符合抢夺罪构成要件的，成立抢夺罪;对人使用足以压制对方反抗程度的暴力、胁迫的，成立抢劫罪。

(九)职务侵占罪与侵占罪、盗窃罪、诈骗罪

职务侵占罪与侵占罪的区别在于，前者是基于业务关系占有着财物，如单位的部门经理、车间主任、业务员支配、管理、控制着本单位财物，而后者(仅委托物侵占而言)是非基于业务，偶然接受委托而占有他人财物，并非本单位财物，如超市、车站的小件寄存处、失物招领处工作人员，接受他人偶然的委托暂时控制着他人财物。

关于职务侵占罪与盗窃、诈骗罪之间的关系，刑法理论通说认为，职务侵占罪与贪污罪区别仅在于主体的不同，客观行为完全一样，除狭义的侵占之外，还包括所谓窃取、骗取。[61]换言之，利用所谓职务上的便利，如车间流水线上的工人、单位的保安，窃取、骗取本单位财物的，不是成立盗窃、诈骗罪，而是成立法定刑相对较轻的职务侵占罪。但是，通说存在明显的认识误区：一是职务侵占罪条文不同于贪污罪，条文中并未明文规定“窃取、骗取”两种行为类型，认为职务侵占罪的客观行为包括窃取、骗取，有点想当然，系画蛇添足，违反罪刑法定原则;二是贪污罪客观行为包括窃取、骗取，不仅存在条文上的明文规定，而且由于贪污罪的法定最高刑为死刑，高于盗窃、诈骗罪，将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窃取、骗取本单位财物的行为，认定为贪污罪，不会重罪轻判，而职务侵占罪则不然，因为职务侵占罪的法定刑低于盗窃、诈骗罪，将公司、企业工作人员利用所谓职务上的便利，窃取、骗取本不属于自己占有下的财物的行为，认定为职务侵占罪，明显属于重罪轻判，而且与非公司、企业工作人员窃取、骗取单位财物的行为成立盗窃、诈骗罪相比较，亦有违刑法第4条所规定的平等适用刑法原则;三是将窃取、骗取行为解释进职务侵占罪客观要件，也凭空滋生关于何谓“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解释论上的困扰。

由此，笔者认为，职务侵占罪只能是一种将基于业务占有的本单位财物变为自己所有的犯罪行为，客观行为只有侵占一种，不包括所谓的窃取、骗取行为;所谓“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就是指基于业务关系占有本单位财物;公司、企业中并不控制、支配、管理本单位财物的人员，如车间流水线上的工人、工厂的保安，顶多属于单位财物的辅助占有者或者监视者，而非单位财物的占有者，其利用所谓工作上的便利条件，将本单位财物占为己有的，属于侵害他人占有的窃取、骗取，应成立盗窃、诈骗罪，而非职务侵占罪。

四、财产犯罪之间的竞合

讨论财产犯罪之间的界限，是为了明晰财产犯罪的构成要件及各行为类型的差异，而探讨财产犯罪之间的竞合，是为了处理在行为同时符合两个以上犯罪构成要件时如何适用法律，以及认识错误、共犯等处理上的难题。刑法理论一直以来都很重视犯罪之间界限的研究，刑法教科书亦孜孜不倦、浓墨重彩地讨论包括财产犯罪在内的此罪与彼罪的区别。但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寻找犯罪之间的界限既非明智之举，也非有效之策。“与其重视犯罪之间的界限，莫如注重犯罪之间的竞合。”[62]财产犯罪之间虽然很多时候存在清楚的界限，但更多时候存在竞合。

(一)毁弃罪与取得罪

虽然从理论上说，毁弃罪与取得罪之间的关键区别在于，是否具有利用的意思，因而二者之间似乎是一种排斥、对立关系，[63]但其实不然。在财产罪法益问题上，无论是坚持本权说、占有说，还是中间说，都不可否认，对他人财物的利用可能性的侵害，是财产犯可罚性的共同基础。[64]由于取得罪最终也是对他人财物的利用可能性的侵害，例如，无论是将他人的苹果吃进肚里，还是扔进大海，实质上都是针对他人对于苹果的利用可能性的侵害，因而，取得罪也具有毁弃罪的实质，凡是符合取得罪构成要件的，都符合毁弃罪的构成要件，取得罪与毁弃罪构成要件间不是排斥关系，而是存在竞合。只是因为取得罪行为人主观上具有利用的意思，使得有责性相对较重，进而一般预防的必要性较大，在行为符合取得罪构成要件时，尽量以取得罪定罪处罚而已。